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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对蒋介石拨款的回报
作者：安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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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不但是著名教育家，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募捐艺术家，他一生为南开教育募捐何止千万。在张伯苓的募捐艺术中，最精彩的一幕是对蒋介石拨款的回报。几乎每一次蒋向南开捐款或拨款后不久，就会得到张在政治上的回报。这里有一个令人不解的现像是，张虽然不愿参与政治，官也做得一塌糊涂，但是他用政治方法回报捐款人却运用得十分精彩，令人赞叹。精诚所至 结交中枢
张伯苓同蒋介石最早发生关系是在1931年1月，他为南开募捐经费，赴南京，经他的学生介绍，首次与蒋会面。双方都留下良好的印象，蒋对张所创办的南开教育大加褒扬。对于张婉转提出的劝募请求，蒋表示“极愿补助南开，惟补助方法须待研究”。但是这一研究就是6年，直到1936年2月才兑现允诺。
在这次会见后不久，张的政治观点发生变化，在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一次座谈会上，张讲演时特地谈到国民党问题，他说：“我非任何党派，但我是很赞成国民党的。”张有许多学生在蒋身边做事，蒋也很关心张和南开教育，还经常表扬张本人和南开教育。民国时期天津最后一任市长杜建时，为张的得意门生，又是蒋的心腹爱将。杜后来在谈到校长与蒋的关系时说：“蒋因张孚有人望，久已蓄意拉拢他。南开校友中，不少为国民党政府服务，张每有所需，必有人直接或间接报告蒋，蒋必设法满足张，这样布下天罗地网，就使有志爱国、热心教育而政治上糊模的张不能不入其彀中”。
从1927年国民党政府上台，官方始终没有给南开大学一分钱的公款补助，但是在蒋、张会面后的第二年，国民党政府“补助”南开大学6．2万元。
1933年6月蒋亲自致函张伯苓征求他对时局的意见。张回函表示：“倾奉谕函，征求裨益时局之见闻，仰见我公无时不以谋国为心，一柱擎天，而虚怀若谷，不胜为之钦佩。华北事由何、黄二先生主持，措置均甚得宜。苓遇事勉竭愚蒙，用供采择，但不欲一知半解动扰聪听。兹承颁给电本，仅当密藏待用。不过知识谫陋，虑无以仰赞高深为汗颜耳。”
何应钦继张学良任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后，在北平成立了“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由黄郛任委员长，并拉拢华北地方知名的各界人士为委员，以壮门面。当时张伯苓受他的学生、国民党中央党务冀平津特派员张厉生的敦请出任委员，张未详查其他，就担任了这个职务，并几次从天津来北平参加会议。这是他第一次做国民党的这个不是官的“官”，但拒绝领取任何报酬。
1934年设在杭州的中央航空学校举行毕业典礼，蒋作为该校校长，张作为学生家长出席(张的四子张锡祐为该校学生，1937年抗战时为国捐躯)，二人都在会上致词，这是两人第二次会见。标志着张在蒋政权中的分量，得到又一次加码。就在这一年，国民党政府对南开大学的补助，从1932年、1933年连续两年的6．2万元猛增到1934年的14万元，同年教育部补助4万元，另有河北省教育厅补助6000元，总计达18．6万元。而当时南开大学的全年收入也不过40万元。公款补助占45％左右。这些补助虽然在表面上是张的四处“拜庙”、苦心积虑募捐的结果，但实际上与他同蒋日渐密切的交往不无关系，所以为当时其他私立学校所侧目。
桃李遍天下 中枢捐巨款
1935年2月，张伯苓赴重庆参加禁烟会议，顺便考察那里的教育，拟在那里开办南开分校。第二年1月张为此到南京筹款，在宁的南开校友开会欢迎他，他在会上淡及在重庆建校及经费困难时，有校友提出可商请政府资助。会后他的学生、CC系大将张道藩将校长要在重庆建校之事报告陈果夫，陈又报告蒋。蒋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派心腹大将、上海市长吴铁城登门拜访张，并代表蒋约张晚餐。席间蒋对张及南开教育表示关切，并询问张对发展四川的看法，张提出：“发展四川，必先从教育、实业、交通各方面着手，尤其是教育，很重要”。
公允地说，张的这种看法颇为中肯，很能代表当时一些工商、实业界人士的心态。
蒋表示赞同张的看法，并当即提出个人愿捐赠5万元法币，以助在川建校。张伯苓于2月11日收到这5万元。这样一来，各地官员如行政院长孔祥熙、四川省主席张群、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等也纷纷捐款。其中刘湘不但自己捐出5万元，而且还动员妻弟周成虎将800亩土地以半捐形式卖给南开。由此又带动其他各界，特别是工商企业界的捐款，如：康心如、吴受彤、刘航琛、胡子昂、范旭东、陈芝琴等，很快就筹足了第一期建校工程所需的15万元。此时教育部又向新创办的重庆南渝中学(1938年6月改称重庆南开中学)补助2万元，1937年又募捐得第二期工程款20万元，1938年得到第三期捐款20万元。到这时，张的募捐有如“水到渠成”、一改往日的困顿局面。
1936年夏，张伯苓准备在重庆南渝中学设一个图书馆，就召集了一个募捐会，会上他把建筑图纸拿出来让大家看，“没想到大家都面无难色”。美丰银行经理康心如提出，他的哥哥康心孚为留日学生，曾在北大任教，存了很多书，现在已经故去了。为了纪念哥哥，他扪，算把书捐了，并再捐10万元建一个图书馆。但总想不出来把钱捐给谁更好，这回有幸碰到张校长，于是很痛快地决定捐给南渝中学，先期款3．5万元立即交付，同时还打算捐常年经费。南渝中学校址旁有一块土地阻碍了学校的发展，张想把它买过来，但是费了许多周折就是谈不成。因为那块地的主人是康心如银行里的一位职员的，张伯苓“同康心如一提这事，问题就解决了”，那块地后来不是卖，而是捐给了张伯苓。此外还有许多人主动提出向张伯苓捐物捐地，如卢作孚以及西南的一些军阀，但均被张拒绝。
至此，学校拥有800多亩土地，初具规模，同时招生、立案、会考等项事务也受到方方面面的关照。当时人们惊奇地感叹南渝中学的建校速度如此之快，设施、设备、规模如此之宏伟，这就是蒋捐款5万元的效应。
张在谈到此事时，不无自豪地说：“蒋乐于助苓在川设立分校，其眼光为何如哉!”
此后张在各种场合都宜传蒋是抗日的领袖，但是他对蒋最好的回报是在西安事变问题上。西安事变发生后，他最关心的是蒋的安全，12月14日张以南开大学校长名义致电张学良、周恩来，吁请释放蒋。
国民党中央认为，在社会名流中张伯苓与张学良交情最深，而周恩来又是张伯苓的学生，请他去劝说张学良、周恩来较为妥当。于是孔祥熙在16日给张拍一电报，请其速来。
17日张飞抵南京，与孔接洽，准备为西安事变斡旋。但此时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26日蒋被放回南京，张从南京回到天津后，在校园里大放鞭炮，还召开了庆祝大会，他发表演讲称这次事变是中国政治上的一次逢大凶，化大吉，说他得知蒋被放回来：“自己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又说，“西安事变解决得这么好，咱们的校友周恩来起了很大的作用，立了大功。过去我把他开除了，现在我宣布恢复他的学籍。”后来他把周恩来的照片摆在桌子上，自己站在桌旁，拍下了一幅照片，算是同他最爱戴的弟子的一张“合影”。
西安事变是蒋政治生涯中的一件大事，许多人在事变中的态度，成为蒋后来对其亲近与疏远、重用与打击的依据。所以蒋很满意给张伯苓5万元捐款获得的回报。1937年7月蒋邀请张出席在庐山召开的国事座谈会。在会上张首先提出：我们应该不分党派，团结一起，服从蒋委员长的领导。他的提议得到与会者的响应，在座的周恩来也表示赞成。大家签名发表拥护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宣言。最后他还挥手高呼：坚决拥护抗战的蒋委员长!令在场的胡适等人颇感意外。此后张在政治上更加坚定地走上拥蒋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