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陈诚缘何失去远征军司令一职
作者：宁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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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经常把战区指挥官换来换去，人们也习以为常了。但１９４３年１１月由长期在成都赋闲的卫立煌接替陈诚任远征军司令长官一职，却不是一般的高层人士调动，因此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团。
１９４２年春夏，中国入缅作战的１０万部队，由于指挥失误，步调不一，损失巨大，溃败的部队大部分转入印度整训。此后，日军侵入滇西，并切断了西南惟一的国际通道滇缅公路。为了收复滇西，打通国际通道，１９４３年初，蒋介石决定组建远征军，并决定在云南楚雄设立远征军司令长官部。２月，时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并主政湖北省政的陈诚被任命为远征军司令长官。陈诚到任后，精心组织了远征军的整编、训练，并主持制定了远征军反攻滇西、缅甸的作战计划，预定在１９４３年底完成作战准备，１９４４年春季实施。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２３日，就在反攻作战即将打响之际，蒋介石突然任命在成都赋闲的原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为远征军代理司令长官，全权指挥远征军作战训练。临阵换将历来为兵家之大忌，蒋介石不可能不知。那么，蒋介石下决心换陈诚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陈诚胃病突发不能正常履行职务？
一种比较通行的观点认为，蒋介石换将的原因是陈诚的胃病突发不能正常履行指挥职责：“就在１０月中旬，陈诚胃疾复发，剧痛咯血，曾致昏迷。幸夫人谭祥时住楚雄，当予精心护理，使之勉强度过危机，但已不能正常坚持工作。”（《蒋介石的宠将陈诚》，河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０年）
有的书中写道：“宋美龄果然注意远征军发来的绝密电。一见电报，她就向蒋介石强调陈诚的病情严重，让他回重庆疗养一段时间好，别在昆明把身体拖垮了。蒋介石重视陈诚远远超过何应钦。何应钦在蒋介石心目中的重要性一天天减少，而陈诚却日日上升。这是蒋介石手里对付何应钦的一张‘王牌’。要好好保护好这张‘王牌’。蒋介石批准了陈诚的辞呈。”（《长城万里图六》，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
陈诚胃病突发可能是事实。但真的是因为胃病不能任事吗？
１９４３年初，蒋介石拟任陈诚为远征军司令长官。开始时陈诚不愿就任，理由是远征军之行动关系国际信誉极大，其责任远非其他战区可比；各方对此多有怀疑，而一般意见亦难趋一致；本人能力有限，不能胜任。陈诚这里并没有提到自己的身体不能适应远征军司令一职。蒋介石认为远征军司令一职非陈诚莫属，陈诚历来以治军严格而著称，到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后也是如此。他多次赴滇西、滇南考察，还陪同白崇禧到前线视察备战情况。陈诚严格按照实战要求训练部队，很快就取得了成效，还主持制定了远征军反攻滇西、缅甸的作战计划。
在陈诚全力以赴主持远征军训练作战事宜之际，鄂西战事吃紧，关系到重庆的安危，蒋介石命令仍然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的陈诚赶回鄂西指挥作战。１９４３年５月１５日陈诚自昆明飞赴重庆，１７日由重庆飞恩施。在鄂西会战中，陈诚灵活机动地指挥战区部队，顶住了日军的猖狂进攻，打击了日军的器张气焰，保住了重庆的东大门。陈诚本人因指挥鄂西会战有功，荣获国民政府授予的青天白日勋章。这是他１９３０年以来第六次获此殊荣。
鄂西会战结束后，陈诚又赶回云南楚雄远征军司令部。远征军反攻的时机已经成熟。陈诚决定，在英美联军对缅甸发动攻势的同时，中国远征军以主力分别攻取腾冲、龙陵，进出八莫、九谷，然后进攻腊戍，与盟军会师曼德勒。预定在１２月完成作战准备，１９４４年春季实施。
这段时间的陈诚是一个生气勃勃、治军严格、指挥有方的高级指挥员。１９４３年１０月，在重庆的蒋介石得知陈诚胃病发作，来电询问情况。陈诚回答是小毛病，对工作不会有任何影响。蒋介石此后又多次电示陈诚关于远征军反攻缅甸应注意的问题。像陈诚这样的高官，其工作主要是以谋略和影响力来展开，一般的身体不适对其行使权力影响不大，更何况正值盛年的陈诚，做梦都想建功立业，在其几十年的军事生涯中从未因身体原因放弃过指挥权，此时此刻怎么会因为胃部的不适就放弃即将到手的功名呢？那么，不是身体的原因，又是什么原因使陈诚辞去远征军司令长官一职的呢？
二、戴笠对“清君侧”行动的告发？
另一种观点认为，戴笠向蒋介石报告了一个惊天大案：陈诚手下的一批年轻军官准备“清君侧”：“蒋介石虽然宠爱陈诚，并且相信陈诚不会介入这次‘政变’活动，但他作为第六战区及中国远征军的司令长官，不能推卸责任。加之戴笠、何应钦等反对陈诚的军政大员不断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蒋介石不得已于１１月份临去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之前，决定解除陈诚的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职务，对外则以陈诚养病为由，主动请辞职务作为借口，蒋另调卫立煌接任，以示对陈诚的惩戒。”（《特工王戴笠》，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年）
“清君侧”的事件是这样的：
１９３９年中国抗战的形势非常严峻，国民党上层人物中的悲观、失败主义情绪十分严重，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亲日派头子公然叛逃投敌。出于对抗战前途的忧虑，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的一群黄埔出身的国民党少壮派军人，因对当局强烈不满，组织了“中国青年军人将校团”。这些人认为中国之所以在抗日战事中一败涂地，主要是国民党上层统治集团中有一批贪官污吏、昏庸腐朽的官僚以及亲日降日的军政大员把蒋介石包围了，使蒋介石的英明主张不能贯彻始终。倘若要使中国得救，必须进行一次效仿发动日本“二二六政变”少壮派军人的军事行动，把蒋介石身边的那些昏庸腐朽的人物清除出去，使真正抗日爱国和廉洁踏实肯干的精英人才进入高层领导。这个组织的头目王凤起、胡翔、梅含章、陈蕴山、曹泽衡、傅岳６人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他们在陆大同学中很快发展了成员二三百人。但是，欲举这样改朝换代的大事，非得有一个有威信的头面人物出来举旗不可，这个理想人物就是陈诚。
第六战区长官部的青年军官的“清君侧”的计划，很快就被军统人员截获，送到戴笠手上。无疑这是一份重大情报。戴笠经过一番缜密的考虑，决定暂不打草惊蛇，只是由军统组织和特检处加强对第六战区长官部及陆大内这批青年军官的监视，以搜集新的证据。
时任抗战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的陈诚是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他对麾下“中国青年军人将校团”骨干王凤起们忧国忧民、以天下大事为己任的责任心十分赞赏却又佯作不知，只是要他的亲信、长官部副参谋长刘云翰暗中注意。陈诚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后，从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带了一批参谋人员到楚雄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王凤起旋即升任长官部少将作战科科长，负责策划远征军重要作战机宜。这批青年军人在楚雄继续进行计划并组织实施，拟定了“政变”的组织章程、行动计划，并决定将行动时间定在“西安事变”７周年纪念日——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１２日举行。
但是这批青年军官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云南是军统经营多年的地方，人员集中，势力极大，云南站很快就将青年军官们的“政变”组织章程、行动计划以及行动日期搞到手。戴笠在认为时机成熟时把以上的情况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大吃一惊，他给陈诚下令，立即将远征军司令部内所有参加“政变”密谋活动的青年军官交给军统审讯，戴笠同时下令秘密逮捕第六战区和陆大内所有参与“政变”密谋活动的青年军官。
在王凤起被秘密逮捕的当夜，远征军副总参谋长刘云翰代表陈诚前去看他，这样对他说：“你们青年将校团的事情，陈长官根本不知情，也根本就不知道你们暗中有这样一个组织。”他看了看点头不已的王凤起，开始交底：“陈长官待你不薄，看你是个人才，也是一个汉子，因此，将你要到身边委以重任，快速擢升。为人要讲良心，你要对得起陈长官。”王凤起斩钉截铁地表示：“请参谋长转告陈长官放心，我们的事与陈长官没有丝毫关系，我们自己做的事情会自己担承。”１１月初，王凤起由戴笠派来的高级特务张振国押解，乘专机由昆明抵达重庆。当晚８时许，戴笠携副手毛人凤、司法科长毛忠信提审王凤起。谈话持续了５个多小时，戴笠明确地朝陈诚身上引，但王凤起一口咬定自己就是青年将校团的头，一切与陈长官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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