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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友邦：共赴国难的台湾省籍将军
作者：傅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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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山临海的厦门南普陀寺风光秀丽，绿荫环绕着这座千年古刹内的五老峰。游人拾级攀岩，可以看到历朝历代的摩崖石刻，笔法各异，内涵丰富。其中有魏体的两个大字“复疆”高悬于巨石之上，十分醒目。这幅石刻作于１９４５年８月，正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光复之时，落款人李友邦。
李友邦是台湾义勇队的创始人，也是授有将军衔的台湾省籍爱国人士。“复疆”是他一生为台湾摆脱日本殖民统治而奋斗，并投身于祖国抗日战争的伟大斗争、百折而不挠的真实写照。而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６０年了，就像出自李友邦将军之手的这幅“复疆”摩崖石刻，经历岁月风雨仍然笔锋无损那样，李友邦将军的人格魅力与不朽功绩传颂于海峡两岸，令后人肃然起敬。
一、礼让之家的叛逆少年
从台北沿高速公路前往市郊芦州，可以直达李友邦将军的故居。芦州原称和尚洲，据李友邦写的回忆文章，应该是一派田野风光。如今，那里早已是一片现代化的高楼群，仿佛峰谷中的洼地，被台湾有关部门定为文物单位的李氏老宅幸而保存完好。１９０６年，李友邦就出生在这平房宅院里。
垂柳依依，古榕飘须，半月形的宅前池塘仍旧清波涟涟，互相连接的“三落四合院”也还是老样子。当年李家从山西聘请有名的建筑师设计，富有中国传统格调，延续着故地的传统文化。走进李氏宗祠，只见雕梁画栋上悬挂宫灯，正中是祖宗牌位，梁柱上刻有醒目的烫金对联：“一般心而友弟兄必恭必敬；两件事以传孙子半读半耕。”大厅两侧高挂着一幅幅先人画像。
李友邦祖籍福建厦门市同安县集美镇兑山村。祖辈李公正于乾隆年间渡海赴台开垦耕种。李友邦系李公正后代。李家是个崇尚礼教的家族。李友邦自幼受父亲耳提命面，熟读圣贤经典之书，特别是李家的祖训：“退一步自然幽雅，让三分何等清闲。”他本该是个恭敬的少年，然而他出生的那年，正是《马关条约》割让台湾１０周年，随着他慢慢懂事，开始感觉到日本统治下做二等公民的屈辱。小小年纪就有了“国破山河在”的悲哀，滋生出反抗情绪。
１９１２年，７岁的李友邦上了和尚洲公学校。表面上，日本殖民当局是让台湾儿童受教育，实则是进行同化。上课全用日文，不准使用中文，也不准讲中国话。校长和绝大部分教师是日籍的，可以随意体罚台湾学生，美其名曰培养天皇的“顺民”。有一次，一个日本同学欺侮李友邦，他忍不住反唇相讥，一个日籍教员跑来，不问什么事，伸出大巴掌狠狠扇在他的脸上，还叫他住口。李友邦咬紧牙，不让眼泪落下来。
１９１８年３月，李友邦转入台湾师范学校就读。次年，北京发生震惊全国的五四运动，台湾先进知识分子成立台湾文化协会，从事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活动。李友邦不满日本“皇民化”运动，成为台湾文化协会积极骨干，并组织了多次学潮。１９２４年夏，李友邦和林木顺、林添进等八九个进步同学，乘夜幕袭击台北新起街警察派出所。这是当时颇为轰动的“新起街派出所事件”。李友邦被勒令退学，有同学通知他日本警察要抓人，他连夜与两个同学一起，离开台湾逃往上海。
此时，广州作为孙中山领导国民革命的中心，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有为青年。６月，黄埔军校隆重举行开学典礼。原定首期学员名额３００人，报考者达３０００多人，经严格考核录取４９９人。正在迷茫中的李友邦闻迅赶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他深知要在台湾结束日本殖民统治，只能以武力对武力。９月，他被录取为黄埔二期学员。
孙中山对黄埔军校非常重视，时常来军校视察和演讲。这天，黄埔军校召集学员，在大礼堂聆听孙中山的讲话，全场肃静，气氛庄严。然而李友邦却抵不住眼皮打架，坐在那时瞌睡不断。沉重的呼吸声惊动了值星教官，他忙走近李友邦，把他从睡梦中掐醒。会后，孙中山把李友邦叫过去训话，李友邦还是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值星教官在旁边解释道：“他是从台湾来的新学员，您说的粤语和国语他都听不懂，他只会日语和闽南话。”孙中山改用日语跟李友邦谈话，这才毫无障碍地交流起来。
孙中山见李友邦热情很高，但语言多有不便，就嘱咐他去廖仲恺家学习国语。廖是孙中山的战友和助手，身兼黄埔军校党代表等要职，是国民党左派的代表人物。李友邦勤奋学习，与廖仲恺一家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孙中山的感召和支持下，李友邦在广州成立“台湾独立革命党”，任该党主席，他提出的宗旨是：“为团结台湾各族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的一切势力，使台湾脱离日本统治，而返回祖国。”
１９２５年９月，不到２０岁的李友邦从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被派去主持由国民党两广省工作委员会领导的“台湾地区工作委员会”。李友邦全力推动台湾抗日民主运动，曾多次往返于东京、台湾与广州、上海、杭州等地。１９２９年１０月，他在上海被日本侦探逮捕，关押在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后因“证据不足”释放。１９３２年，他在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担任日语教师期间，因宣传爱国救国、同情热血青年，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被捕关进杭州陆军监狱。直到１９３７年下半年抗战爆发，坐了５年牢的李友邦终因“没有犯罪证据”，被释放出狱。
二、投身抗战
从２６岁坐牢，到３１岁出狱，李友邦饱受磨难，由一个英气勃发、体格强健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体质虚弱、多病缠身的人。在关押中多次遭受毒打，他的头颈的一根神经严重受伤，跟人讲话时头部会止不住颤动。他的右小腿因骨折致残，造成肌肉萎缩，走路跛足。但他意志坚定，绝不出卖朋友，也不曾悲观消沉，常常鼓励难友坚持到底。在监狱内，他因陋就简地锻炼，从俯卧撑到自我按摩，尽可能保存体力。
李友邦出狱之时，正是日军大举进攻、祖国大片疆土沦入敌手之时，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全民族抗战局面初步形成。“他衡量国内外局势后觉得，为什么台湾这么多年跟日本的斗争失败？最主要是力量太薄弱。”李友邦夫人严秀峰说，“所以他认为，必须结合祖国的力量，台湾才有解放的一天。因此，他提出‘保卫祖国，解放台湾’的口号，号召全国各地的台湾同胞，参加到民族抗日的救亡运动中来。”
１９３８年１月，李友邦以台湾独立革命党的名义，和秘书张一之来到福建崇安县实地考察，向这里的台胞宣传组织抗日的道理。当时金门和厦门一带已被日军占领，福建地方政府对沿海的台胞有防范心理，生怕他们给日本人当密探，便在崇安等闽北山区成立“台民垦殖所”。其实绝大部分台胞是无辜的，他们满腔委曲，茫然无着。听说李友邦准备组织台胞抗战，他们联名写信给台湾独立革命党表示爱国意愿，并表示希望比照朝鲜义勇队成立台湾义勇队，他们可以贡献一技之长。
杭州被日军侵占后，浙江地方政府撤退金华，这里就成为浙江省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李友邦从事抗日活动的立脚点。李友邦意识到，值此国难当头，光搞文化教育和思想启蒙远远不够，只有成立抗日武装，才能把台湾同胞的力量拧在一起。经过紧张而认真的筹备，１９３９年２月２２日，在金华酒坊巷１８号，李友邦向外界宣布，台湾义勇队正式成立。他把来队的少年儿童也组织起来，成立了台湾少年团。
各地的台胞积极报名加入台湾义勇队，金华婺江之滨响起了雄壮的《台湾义勇队队歌》：“我们是抗日的义勇军，是台湾民族解放的先锋队，要把日寇驱出祖国，要把他在台湾的镣锁打碎！……”李友邦对新队员进行３个月“预备训练”，课目有军事、政治、经济、历史、语文和对敌宣传等６项。他把这种训练列为常设制度，遇有重要任务之前都要进行类似训练，以缩短平民到军人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