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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与丁玲的“历史碰撞”（连载一）
作者：徐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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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年代初，一位文艺界人士告诉我：１９８３年１１月初，有人看望丁玲，发现她特别高兴。来人自然感到诧异。丁玲开始笑而不答，后来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来人还是不解，她才神秘地说：“等着看这几天的《人民日报》吧！”来人困惑不解而去。１１月６日，《人民日报》登出了周扬答新华社记者的文章。该文实际上是周扬对他所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的自我批评。那时，正是党内对周扬的“人道主义与异化论”猛烈批评之际，也是周扬在文艺界大权旁落之时，同时也是丁玲再一次为自己的历史问题结论向中央申诉、中央正在审理之际。
就在１１月６日这一天，丁玲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了《认真学习，开展批评，整顿文坛，繁荣创作》的讲话——这显然是经过有关人士刻意安排的。讲话中，丁玲指责周扬领导下的文艺界存在着“散发着臭气，污染社会，毒害青少年”的“支流”。为此，丁玲郑重地向文艺界发出了“扫除邪气，整顿文坛”的号召。
以“清除精神污染”为契机，丁玲与周扬以往的“历史碰撞”——此语是丁玲研究专家袁良骏提出的，再一次引起文坛的关注。
丁玲与周扬本无多少交往，但因爱屋及乌，冯雪峰对周扬的看法深深地影响了她
丁玲与周扬从来没有亲密合作过。他们的分歧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这里不能不提到冯雪峰。冯雪峰早在２０年代末３０年代初，就在上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１９３２年，他将在上海寻求革命的周扬吸收进“左联”，并委以重任——“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的主编。但其后两人除了短时间的友好相处外，大部分时间是在严重对立的状态。１９３３年冯雪峰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后，周扬继而成为上海左翼文化界的领导人。１９３６年５月，冯雪峰作为中央特派员返回上海，在上海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但因以前与周扬的对立关系，他没有找周扬，这引起了周扬等人的极大不满；其后因为“左联”的解散、“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的不同看法，两人的关系更加紧张。
而相比之下，冯雪峰和丁玲则保持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早在１９２７年，丁玲和同在北京的冯雪峰就相识了。尽管那时丁玲已与胡也频是夫妻关系，但她仍然对冯雪峰产生了超乎朋友关系的感情。她坦率地承认，冯雪峰是她“第一次爱过”的“男人”。之所以没有结合是因为在丁玲看来，冯雪峰缺乏胡也频一样的热情和勇气。不过，没有结合也并未影响两人之间的信任和感情的沟通，彼此的那份深深的牵挂甚至贯穿了他们的一生。
由于与丁玲有这样的关系，冯雪峰对周扬的看法，客观上也影响了丁玲对周扬的看法。
１９４２年４月初，丁玲的杂文《三八节有感》遭到了一些高级干部的批评。在心情郁闷之中，她写了一篇借题发挥的悼文：《风雨中忆肖红》。文中写道：
前天我想起了雪峰，在我的知友中他是最没有自己的了，他工作着，他一切为了党，他受埋怨过，然而他没有感伤过，他对于名誉和地位是那样的无睹，那样不会趋炎附势，培植党羽，装腔作势，投机取巧。
袁良骏据此分析说：“这段话，明褒雪峰，暗贬周扬，明眼人一看便知。”
除了为学者所说的这一原因外，周扬和丁玲在３０年代的“历史碰撞”还有着更深刻的原因。
周扬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丁玲是一个革命作家，不同的价值取向，在他们所走过的道路上留下了痕迹
丁玲尽管在２０年代末就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与当时的中共党员冯雪峰、瞿秋白等人有很深的交往，但是，丁玲并未想到加入中共组织。“直到‘一·二八’之后，我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在此之前，丁玲大致还是以一个作家的面目出现的。１９３２年成为党的一员之后，丁玲担任了很短时间的“左联”党团书记，随即被自己的丈夫冯达出卖，被国民党逮捕。直到１９３６年才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陕北。
比丁玲小４岁的周扬，１９２５年秋季考入上海南方大学，１９２６年又转入大夏大学。在大学时期，周扬非常醉心于尼采主义。尼采的“上帝死了！”“重新估价一切价值”的名言，使周扬受到鼓舞。在扫荡了“脑筋”中的“传统、权威”的同时，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于１９２７年加入共产党。
１９３１年底，周扬加入“左联”领导下的“剧联”，随后又转入“左联”，在冯雪峰的安排下，担任了“左联”《文学月报》的主编。而在丁玲被捕后的１９３３年５月，周扬则担任了“左联”党团书记。
从时间上来推算，这一段时间，周扬与丁玲应该有所接触。但是，不管在丁玲留下的完整的回忆录中，还是周扬所留下的零零散散的回忆中，我们都看不到一丁点儿双方交往接触的记载。这或许说明，写小说的丁玲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周扬本身就没有沟通。
周扬是首先作为一个革命者而进入中共领导下的革命队伍，他所做的一切，首先是为了革命的需要；而丁玲在革命队伍当中则首先是一个作家，作家所拥有的创作的欲望，使她所能想到的首先是用自己的作品来为革命服务而不是放弃这种欲望来做职业的革命工作。用美国学者夏志清的话来讲是：“丁玲开始写作的时候是一个忠于自己的作家，而不是一个狂热的宣传家。”而周扬恰恰是一个被同时代人称之为的狂热的宣传家。这一点，从他们各自所走过的历史轨迹来看，是十分清晰的。而且，也对他们所走过的道路有着深深的影响，并进而会发生“历史的碰撞”。
周扬坦言：延安有两派：以我为首的“鲁艺”派，以丁玲为首的“文抗”派
丁玲是在抗战前夕第一个从大城市到达陕北苏区的名作家。１９３６年，丁玲初到保安，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对她的到来，给予了极高的礼遇。毛泽东不但在“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而且称赞她是“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样的礼遇也超过后来任何一位来到延安的文艺界人士，包括周扬。
从丁玲的回忆中我们知道，丁玲与毛泽东私交甚好，在毛面前可以无拘无束放谈阔论，她曾是极个别不必相约、通报便闯到毛的住处拜访的人之一。当时毛泽东亲自过问丁玲工作的安排，她想要到军队，毛就亲自写委任状让她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其后，丁玲又调换了多个岗位。到１９４２年３月离开《解放日报》。此后，丁玲除了有“文协”（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和“文抗”（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副主任的职位之外，基本上是以作家的面目出现，写下了一系列杂文和小说。
周扬是在１９３７年９月来到延安的。周扬到延安的初期，不但没有丁玲那样风光，而且他还要就与鲁迅之间的矛盾向毛泽东作出解释和自我批评。他首先在中宣部工作了一段时间，也许连职务都没有。但是，时间不长，随着与毛泽东等领导人交往与接触的加深，他所拥有的组织才能和理论素养也被党中央所看重，并被委任为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以周扬的年龄而言（不到３０岁），以其初次来到中央工作的资历而言，说这项任命是中央对他“委以重任”，是没有夸大成分的。
与丁玲相似的是，周扬也与毛泽东有着很深的私交。周扬后来回忆说：
一九三七年我到延安后，认识了毛主席，此后经过整风到解放之后，我写的文章基本上毛主席都看过、修改过。这不是工作上必须要审查的，而是由于个人的关系，也是一个领袖对工作人员的关系，我很怀念。
当然，周扬所回忆的只是与毛泽东交往的一个侧面。从中至少透露出两个事实：一、与丁玲回忆中喋喋不休地唠叨与毛的私人交往相比，周扬所看重的是与毛泽东志趣上的一致而不是纯粹的私人交往；二、周扬之所以要把自己的文章送经毛泽东“看过”或“修改”，是组织上的观念：尽管不是“必须要审查的”，但周扬仍认为，经毛看过后修改的文章，才能体现党的文艺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