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新四军第一冤案
作者：蒋同明 储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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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敬亭到青龙厂褚老圩，并未见到叶挺的人影，警卫员武器被缴，自己被投入牢房。６月２１日至２３日，叶挺主持连以上干部大会斗争高敬亭，邓子恢宣布主要罪状：反对中央在武汉的领袖（指王明）；不服从命令，对抗军部领导；擅自招兵买马；破坏统一战线等等。高敬亭一条也不承认，他以大量事实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当说到大家最清楚、最公认的事实时，会场出现异常死寂。高敬亭沉痛地说：“红２８军在艰难困苦中战斗几年才有今天这支部队，我没错！”“我们３年多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在大别山孤军作战，能坚持到今天，容易吗？”
高敬亭的拒不承认，招来了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他被起吊起用细竹条抽得遍体鳞伤。肉体的伤害更激起他比义愤。高敬亭怒声责问：“过去都不知道你们搞什么去了，我们不知道你们搞什么的？现在来整我。”在一次去会场途中，他纵身跳入褚老圩圩沟里以死抗争，结果被捞起继续斗争。大家实在不愿看到这种斗争场面，一致要求对高敬亭进行教育帮助，给予立功赎“罪”机会。２４日，叶挺的警卫班将年仅３２岁的高敬亭押赴刑场，高敬亭大义凛然地说：“死对共产党人无所畏惧，我的做法是正确的，我是共产党员，我要死在红地毯上。”叶挺安排完高敬亭后事，亲自到卫立煌处向五战区作了汇报。
高敬亭罹难后，邓子恢率工作组进驻４支队“肃清高敬亭余毒”，红２８军许多干部、战士受株连，一时人人自危。这当中，有的被降职；有的被送皖南军部学习；有的被清洗；有百余人离队；主持西港冲后方工作的参谋王占元、连长沈查辉、号官郑、警卫员常海等被处决。在延安的毛泽东接到项英“白崇禧电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电报后，气得大声疾呼：“项英好糊涂啊，内战时期，蒋介石曾以重金悬赏高敬亭的脑袋而不可得，现新四军主动要求杀高，蒋岂有不准之理？”
“反对党领导”及“新开岭事件”
高敬亭压根不存在反对党领导问题，即使在非常险恶形势中，也始终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１９３４年省委率红２５军长征后，高敬亭按党的指示，重建红２８军，他愿意别人称他为军政委，因为军政委是代表党的。他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办事，以党的精神建设红军，使党的旗帜高高飘扬在大别山上。３年游击战中，高敬亭几度身陷险境，国民党多次以高官厚禄利诱收买，他始终坚贞不屈，革命到底。
和党中失去联系期间，高敬亭数次派人寻找党中央，把重建红２８军情况向中央汇报，后因敌人封锁等多种原因，未能联系上。他在１９３５年７月的一封信中写道：“省委同红军走了，大半年无上级指示”，“省委只留我一人在此苏区……红２５军走将整个苏区大小队伍编好带走，只留２８军２０余支枪，３０几个便衣队……”“望中央急派一人来领导”，“望派人指示”。当获悉中央提出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时，他积极响应，开了国共谈判的先河。１９３７年９月９日，高敬亭将谈判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再次表达盼望中央派员来领导的心情，他恳切地写道：“上级若不及时派人前（来）指示，马上还要受胁制……祈上级急急地派一主要负责同志前来，以作主张一切，是为至盼。”
党中央、毛泽东先后派郑位三、肖望东、戴季英、郭述申、方毅、程启文、彭康等３０多人到４支队。程启文在《从延安到七里坪》中回忆赴大别山前，毛泽东找他和郑位三、张体学、肖望东等４人谈话，强调指出：“找到高敬亭同志以后，切记不要高唱什么主义，他们长期脱离中央的领导，会有各种各样的具体情况和问题，要由他们自己去认识，去总结。千万不要用在延安批判张国焘那一套去套他们。要很好地团结他们，统一在党中央的路线、主张之下，一道抗日，发展胜利。”程启文等到七里坪，受到高敬亭的欢迎，请他们对红２８军进行全面整训，举办了干部轮训班和青年训练班，全军上下面貌一新。这些都是有目共睹、人所共知的。方毅在《矢志革命，忠贞不渝》一文中，回忆他和高敬亭共事的感受，一再重申“说高敬亭反对党中央是很难成立的，说不过去的。说他排挤中央派来的干部就更不符合事实了”，“从他的思想言行、做法，没有任何迹象说明他是排挤中央派来的干部。”
那么，新开岭事件又是怎么回事呢？这里，有必要重温一下戴季英的有关情况。戴季英是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曾是高敬亭上级，１９３４年随红２５军长征后任中共陕甘晋省委常委。他热衷于肃反，就是他把陕北红军领导人刘志丹关押起来，幸亏毛泽东及时赶到才得释放。戴季英被中央立案审查，反省自己的问题，正是高敬亭向中央指名道姓要他到身边来，才使他及早解脱。戴季英到七里坪，担任４支队政治部主任，他没有按毛泽东的指示去团结、引导高敬亭，而是以中央使者自居，和高敬亭发生了不愉快，还经常向长江局、军部反映高敬亭的不实情况。
１９３８年７月，４支队领导成员会合不久，高敬亭发现与上级往来电报有问题，怀疑是政治部向长江局发报告他的状，经追查译电员承认有此事，高敬亭便将译电员交戴季英处理。戴季英深感棘手和不安，自行通知延安来的干部，包括９团政委、政治处主任和７团参谋等到８团驻地西汤池“避难”，这就是所谓的“新开岭事件”。如果高敬亭真像有些人讲的那样“心胸狭隘”，那么，至少戴季英的历史要重写了。由于东进战事紧急，高敬亭让戴季英及政治部机关从新开岭移驻东港冲，自己率４支队机关驻到西港冲，很快拉开对日作战序幕。１９５３年２月，毛泽东视察安庆，谈及高敬亭被冤杀时，他怀着沉重而又惋惜的心情说：高敬亭不应该杀，是戴季英搞宗派捣的鬼，后来中央识破了，发电报指示不要枪毙高敬亭，但是电报晚了。
“破坏统一战线”及“肃反扩大化”
高敬亭能坚持３年游击战并取得胜利，除军事斗争外，他执行了正确的统战政策不能不算重要原因之一。高敬亭从实际出发，把单纯的反蒋斗争，改变为抗日与反蒋相结合，改变了张国焘时期“左”的做法。他改变了过去对地主豪绅既要钱又要命的过头行动，对联保主任、保长等敌基层政权人员，采取打击与争取相结合，做到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对罪大恶极、冥顽不化、严重危害革命的反动分子则坚决镇压。高敬亭团结国民党军官，影响了其他国民党军政人员；对俘虏不准搜腰包，不打不骂不侮辱，在敌军中产生极大反响。高敬亭还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改变过去打菩萨、烧庙宇的过火行为……大别山人民群众称赞高敬亭部队是仁义之师，主动冒着生命危险为部队送粮送水、抢救伤员。应该说，高敬亭没有破坏统一战线，而是抵制了王明、项英“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做法，抵制了他们以统战为借口，向国民党的屈服、退让，模范地执行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作出在大别山、皖中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英明决策。
在青龙厂褚老圩斗争高敬亭时，会议的另一位主持人在揭发高敬亭肃反扩大化问题时，被高敬亭抢过话头：“我替你说，你说我不服从党中央领导，这是毫无根据的。搞肃反扩大化，我曾错杀过同志，但我也杀对过。你不要忘了张国焘主持的大肃反，你从白雀园一次就抓走１５人，我得知被抓的都是好同志，冒着被杀头的风险，从你屠刀下，把他们保了出来，现在的张顺安同志可以作证。”
肃反扩大化，是土地革命时期全党性的历史错误，国际上苏联大规模肃反影响中国，中央又把鄂豫皖等地肃反经验推广到全国，各地区的领导和红军部队的领导，都不同程度存在肃反扩大化问题。党中央只是把它当做历史教训记取，并没有追究任何地区或部门的领导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