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共产国际与中共组织关系揭秘
作者：孔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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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是列宁领导创建的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联合组织，１９１９年３月成立，１９４３年６月解散，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客观地讲，共产国际在２４年的执政历程中，对中共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中共的建立，特别是早期各方面的发展都与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息息相关，这毋庸置疑。同时，共产党的组织程序，也决定了它与各国共产党支部之间严密的上下级关系。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为了确保自己的权威，把中共牢牢地绑在自己的战车上，使自己作出的指示不折不扣地在中国党得到全面的贯彻执行，在对中共实行思想禁锢的同时，更直接地对中共实行组织控制：一是不信任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共领导人，片面强调工人阶级领导，强拉工人来当领导，严重地削弱了中共领导集体的力量；二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凭主观好恶来选择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难以使真正懂得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优秀领导者选拔出来；三是对犯错误的中央领导人的处理简单粗暴，过于注重个人责任，“一棍子打死”，造成恶性循环的严重恶果。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既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取得的，又是在同共产国际对自己全方位的组织控制作斗争中实现的。
共产国际不负责任，陈独秀长期专制
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领导的苏共中央为班底的共产国际的全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可以亳不夸张地说，没有共产国际就没有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共一大选举产生了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３人组成的中央局。陈独秀是当时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被缺席选为中央局书记。１９２２年７月二大、１９２３年６月三大、１９２５年１月四大，陈独秀连选连任中共中央执委会委员长、中共中央总书记。１９２６年１２月的汉口特别会议上，在三大后就以独裁专断而被称为“大家长”的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已经形成，并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１９２７年５月，中共五大上，由于陈独秀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并表示拥护大会的决议，所以仍被推举为党中央总书记，并得到共产国际的无原则的支持。因此，大会选出的仍由陈独秀挂帅的中央领导机构也不可能实行切实有效的领导，无法扭转日益恶化的局势。７月１２日，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即将彻底失败的前夜，共产国际才在无奈之中迟迟来电，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停止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但大革命失败已成定局。
在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正值幼年，各个方面都很不成熟，特别是独立自主性很差。共产国际对中共实行严密监控政策，尤其是在组织方面。总书记陈独秀作风专横，力主“二次革命论”，压制工农运动，主动放弃武装和领导权，致使大革命彻底失败。但就是这样的一个陈独秀，却在共产国际的力捧之下，连任５届中央总书记，主党６年之久。可以说，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器重、支持，就没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
共产国际时喜时怒，瞿秋白大起大落
轰轰裂烈的大革命运动失败后，１９２７年８月７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选举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瞿秋白为３人政治局常委之首，实际上成了临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
早在大革命时期，瞿秋白就充分显示了一位政治活动家、理论宣传家的才华，同戴季陶主义、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作坚决斗争，在党内享有较高的声望。１９２７年６月，在中共党内声望看涨、大有取代陈独秀之势的瞿秋白在五大结束一个月之后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７月１２日，共产国际确定了５人临时中央常委会（瞿秋白未入选）的当天，手握大权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虚晃一枪”，撇开新当选的５位常委，悄悄地带上瞿秋白一人上庐山“休养”去了。其实，鲍罗廷已选中瞿秋白接替陈独秀，他要在回国前把中共的领导大权移交给瞿秋白。鲍与瞿密谈了一个多星期后，于７月２１日一同返回武汉，并当众宣布：增补瞿秋白为常委，加入原来的５人常委会，并安排后来者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使瞿成为实际上的中共最高领袖。共产国际之所以选中瞿秋白，一是因为瞿强烈反对陈独秀，否定了陈之后自然要选择一位陈的反对派主党；二是因为瞿旅苏３年，与共产国际关系密切，颇受共产国际的信任和支持。在共产国际代表指导下召开的八七会议上，瞿秋白被指定与李维汉一起主持这一重要会议，并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报告。在政治局改选时，尽管共产国际强调要加强中共领导层的工人成份，瞿秋白的得票排在了有工人“金字招牌”的苏兆征、向忠发之后，名列第三位，但是由于瞿秋白此时正受共产国际的重用，所以一跃而为３人常委之首，成了中共新领袖。
但是，瞿秋白是一介书生，论文著书，倚马可待，无几人能比；而作为政治家，特别是作为政治领袖，则嫌大不足。１９２７年１１月，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瞿秋白在此次会议上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的“左”的观点，在革命性质、任务等问题上犯了“左”倾错误，致使“左”倾盲动主义统治了中央。结果，暴动连连受挫，瞿秋白威信大降，新中央陷入了困境。瞿秋白浓厚的诗人气质，学院色彩的理论研究，再加上他缺乏对于一个领导者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只有经常深入工农群众运动才能获得的实际经验——这些弱点和不足，使他担负领导工作、特别是领导具有特殊国情的中国革命，显然是力不从心的。这次“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
１９２８年２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决议否定了瞿秋白中央的极“左”主张，纠正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４月底，瞿秋白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检讨，这次“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会后，瞿秋白心情沉重地奉命前往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的筹备工作。瞿秋白在共产国际心目中骤然失重，他的去职已为期不远了。
共产国际搞大动作，向忠发出人意料地当上了总书记
共产国际认定，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在于中共中央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人的妥协，决心以工人出身的领导取代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对中共领导层实行彻底改造。八七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这一要求，设法将几个工人加入指导机关。选举结果，当时党内著名的工人领袖苏兆征、向忠发以仅有的两个全票（２０票）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而五大时才首次当选中央委员的向，这回是在缺席的情况下以全票进入政治局的。但瞿秋白后来者居上，向忠发则无工作可做，成了有名无实的政治局委员。
心存不快的向忠发开始认为党的领导机关的改造远没有达到共产国际的要求，党的领导层知识分子仍占据支配地位，这是中共产生各种问题的主要症结。共产国际同向忠发一样，不甚满意八七会议对中央领导层的改造结果。因此，进一步选拔合适的工人领袖担任中共中央领导责任，并大规模地充实工人成分到中央来，成了共产国际这一时期反复强调的问题。只是，要找到这样一个合适的人选还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