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一位民办报人五味俱全的生命历程
作者：许水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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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时间：２００４年１０月
访谈地点：王芝琛先生家
在大转折的年代
许水涛（以下简称许）：在翻阅表现您父亲的史料时，有一个问题始终盘桓在我的脑海中，就是他的人生到底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他早年自学成材，一辈子安享稳定的家庭生活；４０年代主持《大公报》笔政为他赢得了辉煌的名声；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和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得以善终；晚年欣逢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有机缘向家人口述真实的历史和郁闷多年的心里话，释放长期压抑的情绪，从这个角度讲，他无疑是幸运的。然而，他一辈子都有民办报人的苦恼和惆怅，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彷徨和失落，他的理想追求多次在社会现实面前碰壁。解放前在狭小的政治夹缝中艰难生存，解放后谨言慎行，无所适从，尽失锐气，正值盛年却备受种种精神折磨，心灵很少有轻松的时候。这样看又是不幸的。您怎么认识和看待这个问题？
王芝琛?穴以下简称王?雪：我觉得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五味俱全，酸甜苦辣咸，什么都有。既幸运过，又不幸过；既有辉煌和风光的时候，也有难受和苦闷的生活，一生的道路比较坎坷，这跟他在《大公报》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他１９０１年生于天津，自幼家贫，勉强读了几年私塾，便去一家茶叶铺当学徒，后来又到布店、木行打杂。他好学上进，利用业余时间自学许多知识，并给报社投稿，在五卅运动中因自办《民力报》受到通缉，被迫逃到上海，结识了共产党人秦邦宪，共同办起了《猛进》、《和平日报》等革命报刊。１９２７年回到天津，为《华北新闻》撰写社论，不久又接办《商报》。他的文字流畅，笔锋犀利，很快在报界脱颖而出，１９２９年被张季鸾请入《大公报》，这一干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家报纸。他由此把自己的命运和《大公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先是任《大公报》地方版的编辑，抗战期间任重庆《大公报》总编辑，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大公报》总编辑，解放后《大公报》迁京，出任社长。他经常说：“《大公报》就是王芸生，王芸生就是《大公报》。”
２００１年《大公报》１００周年时，有的评论家评价它是一贯爱国的，我对这个提法不予苟同。《大公报》实际上是对折的，就是有两张《大公报》，１９４９年以前的《大公报》是文人论政，１９４９年以后的《大公报》属于统一掌控的舆论工具，这两张报纸的性质截然不同，不能混为一谈。
父亲辉煌和风光的时候总的来说是在１９４９年以前的《大公报》，当然也有一些苦闷和挫折。作为一位名报人，他一生追求的是新闻自由。１９４９年以前，他在《大公报》工作时，经常抨击国民政府限制新闻自由的政策，相关的文章很多，但在１９４９年以后，他在更多的时候只能保持沉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１９４９年以前的言论常常要受到批判，家庭和子女遭受株连。在弥留之际，他曾愤愤地喊到：“《大公报》，你的阴影快散吧！”
许：１９４９年本来就是一个除旧布新的年份，可是演变成后来那样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却是处在兴奋当中的很多知名人士不曾料想到的，您父亲那时有预感吗？
王：准确的预感谈不上，但他是有顾虑的。１９４８年底，应毛泽东的口头邀请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时候，他是非常犹豫的，思想斗争很激烈。按照他跟我讲的，国民党确实太腐败了，金融混乱，物价飞涨，无官不贪，一塌糊涂。而共产党那边比较清明廉洁，他是早就知道的，《大公报》曾派记者孔昭恺去过延安。但他又听到另外一方面的情况，有人还告诉他亲身的感受，萧乾从英国回来跟他讲大北方即苏联的真实情况，一些作家因为自己的作品就无缘无故地被枪毙了，大清洗是非常可怕的。他能不考虑吗？为了了解延安的情况，他亲自找来王实味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野百合花》一文，看了之后大为惊讶，这么一篇文章就挨枪子啊！那自己挨１００个枪子都不够。
许：他在重庆代表《大公报》与《新华日报》展开笔战，也可能加深了他对共产党这个印象。
王：有人把这件事归纳成三次笔战。其实呢，在他看来，每一次都谈不上笔战，因为每一次都是《新华日报》给他扣上一堆帽子就完了，他并没有还嘴，这是《大公报》的一贯传统。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大公报》向有一种气度，就是挨骂不还嘴，我个人也从来不与人打笔墨官司。”
第一次分歧是关于中条山战役的。父亲说，１９４１年５月，国民党军队在与日军作战的中条山战役中牺牲了５万人，损失非常大，日本人趾高气扬地说共产党不会打他们，国民党则开动各种宣传机器说共产党“坐山观虎斗”。我们作为民间报纸对共产党在中条山战役中的表现并不清楚，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对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考虑到１９４１年初发生了皖南事变，苏联和日本于１９４１年４月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牺牲了中国的许多利益。我们当然不了解其中的原因，所以就起了怀疑，国民党所说的是不是真的？日本人的宣传是不是事实？对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中心意思是希望共产党和十八集团军配合国军共同抗敌，就是“我们热诚希望第十八集团军能给这些说法以有力的反证。第十八集团军要反证这些说法，最有力的方法，就是会同中央各友军一致对敌人作战，共同保卫我们的中条山，粉碎敌人的‘扫荡’！”发表的当夜，周恩来就致信张季鸾和我，除反驳外电报道，要求“贤者当能谅我等处境之苦”外，也承认“贵报此文是善意的督责”。并赞扬王文“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矧在当事，能不感奋？”很委婉地给《大公报》作解释，同时希望《大公报》全文发表这封信，替共产党攻破那些谣言。为此，《大公报》在全文发表这封信的同时，还配以张季鸾的一篇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说明《大公报》对共产党是有批评，但更多的是表扬，肯定他们为了民族的利益，与国民党合作，在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等等。就这么一篇文章，在解放后被棍棒批评家批判，所用的词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利用周恩来的崇高威望，把我和张季鸾骂成汉奸、卖国贼，把周恩来骂《中央日报》“前方在流血，后方在喷粪”的话移花接木地栽在《大公报》身上，这不是南辕北辙吗？
王、张是公认的爱国者，怎么能是汉奸呢？这种情况延续了很长时间。周恩来逝世时，曾发出布告搜集有关的文物，我父亲就把这封保存了多年的信件捐献了出来。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有关的文物展览，我陪父亲去看的。这封信也展览了出来，那个解说员口口声声说王芸生、张季鸾是汉奸，父亲听后脸色都发白了，赶紧说：“芝琛，我们还是回去吧！”回家以后半晌说不出话来。
第二次是发生在１９４５年１１月的社评《质中共》。重庆谈判虽然结束了，但内战的乌云笼罩着神州大地，双方都不认同政协会议的决议，马歇尔的调停不管用。《大公报》这时最重要的声音就是呼吁和平，落实政协会议的决议。父亲这篇文章的中心意思跟他一贯的思想是一致的，就是各个党派要交出军队，交给宪政委员会，军队国家化，避免内战。他的观点是国民党要实现宪政，与作为在野党的共产党组织联合政府，军队里的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都应该退出。如果共产党首先做到这一点，那就是“延安诸公，望花生佛”。第二天，《新华日报》就登出《与〈大公报〉论国是》，断定《大公报》这篇文章的作者完全站在国民党一边。这次批评是很厉害的，十几天之后，陈伯达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长达三四万字的文章，题目叫《驳〈大公报〉》。父亲说，你说你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那谁都可以这么说，这样不行，军队必须要国家化。然后，陈伯达就反问为什么人民就不能拥有军队？父亲没有再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