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一个农村孩子眼中的文革

作者:赵天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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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至1976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称“十年浩劫”。尤其是1966年到1969年文革的高峰期,我只有十几岁,亲身经历了一幕幕荒诞离奇、人性扭曲、残酷恶劣的人间丑剧,现在回忆起来仍不寒而栗。
  
  破“四旧”、立“四新”,老师穿绣花鞋扫街
  
  文革的最初序幕,是批判“三家村”、“四家店”,邓拓、吴晗、廖沫沙等。当时我上小学四年级,班里有一份《少年报》,报上都是批判“三家村”、“四家店”的文章,我和小伙伴也不懂是什么意思,大伙成天吵吵嚷嚷,互相指着一团一伙的小伙伴是什么“三家村”、“四家店”。具体是什么内容根本就不理解。
  我老家赵庄村,是河北省鸡泽县二中和县二高(高级小学,即五、六年级)的所在地。风雷动而树梢摆,海涛涌且小舟摇,就是这县二中、县高小也紧随着文革的大潮而起伏飘摇。最初是喊着口号上街游行,敲锣打鼓,扛着红旗,上千名学生四路纵队,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口号,到各村庄游行。
  再就是学生挨门串户破“四旧”。文革初期有一个文件叫“十六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这场大革命要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树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所以学生们喊着“破四旧、立四新”,每到一个村便上房拆除屋脊上的兽头,砸八仙桌太师椅上的花牙雕刻,收缴一切书籍,包括妇女的绣花鞋,以至发展到剪辫子。那时时兴姑娘头上梳两根大辫子,就像豫剧《朝阳沟》里银环的打扮。在“破四旧”的号召下,女学生们带头剪掉了头上的辫子,一时间剪辫子成风,学生们挨门串户动员姑娘剪辫子,最后发展到村村设卡,查路口,只要见谁头上留着辫子,不管愿意不愿意,强行剪掉。那时,最时髦的姑娘穿戴是绿军装,扎军用宽皮带,头上留着和男青年一样的分头,弄得人们连男女都难以分辨。还有就是禁演一切“老戏”(古装戏)。
  接着便有北京大学的学生到村里和学校“串联”、“点火”,号召群众学生起来成立“红卫兵”组织,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开展,先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满街乱撒的油印传单,内容是批判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些“当权派”。言词激烈,如什么“舍得一身剐,敢把×××拉下马”,“砸烂×××的狗头”,“×××十大罪状”等。这些大字报和传单有署名的,有不署名的,大都是××战斗队等,接着就是将校长、老师们揪出来斗争,开批判会,游街示众。一些家庭出身为地主、富农、资本家或定为右派的老师,成为主攻目标,专政对象,造反派把他们叫做“牛鬼蛇神”,对其进行批斗游街。游街的老师们头戴白纸糊成的大高帽子,通常有三四尺高,上面写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黑帮×××,或坏分子×××(名字)。胸前挂着“黑帮牌”(和现在公捕犯罪分子的牌子差不多)。有的“黑帮牌”是造反派”精心制成的,达10多斤重,用细铁丝串起,挂在“黑帮”的脖子上。三伏天让他们捂着大棉袄,有的兜子里还让装上两个铅球。许多出身不好、长相俊俏的女老师被诬有作风问题,游街时脖子上挂两只破鞋。
  二中有一位天津籍老师叫杨昌希,家庭出身资本家,眼睛高度近视,造反派将他的眼镜摘掉,用席篾儿插成眼镜挂到他的眼上。高小有个教师叫顾振中,是满族人,在红卫兵的眼里,他是皇亲贵族,是比地富分子都高级的坏蛋,所以成了主要专政对象,不但让他戴高帽子游街,而且还让他穿着一双妇女的绣花鞋在村子里扫大街。顾老师不堪忍受非人的折磨和侮辱,于一天夜里服下大剂量安眠药以求自杀。第二天造反派看他昏迷不醒,就4个人一组用杠子轮流抬着他摇晃。边晃边喊着“瞎老顾,醒醒,别装死,快起来”(顾一只眼睛有毛病)。顾自杀不成,对他的斗争更加升级。
  外地的教师如此,本县的教师又是怎样的处境呢?教语文的贾老师,最早被戴上3尺多高的白纸糊的大帽子游街,在经受了数次残酷的折磨后,他无奈地说:“有谁能让我睡一觉醒来就成了文盲,那该有多好啊!”孟贯庄一位姓王的老师,被打得遍体鳞伤,他实难忍受,趁造反派不备越墙逃命,当爬上墙时被造反派发现,造反派拽掉他两只鞋,没有从墙上把他拽下来,他光着脚逃到山西,直到“文革”过后才回来。
  在农村也是大揪“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兴起了“抄家”风,光赵庄一个200余户的村,被抄家的就有十几户。时值春节,被抄家户十几口人老少几代被锁在一个屋内,将他们家的缸、箱、盆、罐摆了一街筒子,少数人忙着抬东西,多数人围观,人群中大多是表示同情的,但谁敢道一个“不”字?
  以上事情发生在文革初期,那时我上高小。
  
  红宝书、红袖章,世界一片红海洋
  
  在文革中,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全国人民群众对领袖的纯朴感情,导演了神州大地一场史无前例的“造神”运动。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标志颜色为红色,如红军、红色政权。在文革中,红色成了“革命”的象征,无处不见,无所不在。
  文革伊始,先学校后农村纷纷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他们高唱着“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浪里炼红心”,雄赳赳、气昂昂地到处造反。参加红卫兵组织必须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子弟,标志是臂上戴红袖章,红袖章上大都用黄色广告色印刷上“红卫兵”3个毛体大字,上面一行小字为×××战斗队,战斗队的名字都与伟人相关,或从毛泽东诗词中取名,仅二中就有“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在险峰战斗队”、“从头越战斗队”、“劲松战斗队”、“征腐恶战斗队”等等。开始还有个学校领导组织,后来就完全成了自由结伙,三五人、甚至一个人也自称一个什么战斗队、司令部。当时最出名的当数一中的“红联”,二中的“红旗”,红卫兵把一中改名为“红专中学”。
  毛主席在天安门身穿绿军装,臂戴红卫兵袖章,8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更使红卫兵一时间成为神州大地的主宰。鸡泽县的红卫兵和全国各地一样,有的上北京要见领袖,有的到南方瞻仰领袖家乡,有的上各大城市周游,也有的沿当年红军长征路线行进。几个月时间,一切秩序都被冲散。红卫兵所到之处,乘车不买票,吃饭不掏钱,名曰:“大串联”。就连鸡泽这样一个交通不便的小县也设立红卫兵接待站。名目繁多的红卫兵战斗队,都打着砸烂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旗号,夺取政权是他们的目的。随着各级党政机关的被夺权靠边站,各组织纷纷扩充实力,搞兼并联合,最后发展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相互争斗,“文攻武卫”。他们都标榜自己是真革命、是造反派,指责对方是保皇派(皇是指各级的当权派),最后发展到相互攻击,大打出手,甚至动用了枪炮,发生了武装冲突。后来中央文革要求停止“大串联”,复课闹革命,中央派军队“支左”,持续两年的“红卫兵运动”才逐渐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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