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蔡锷、唐继尧与护国战争
作者：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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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眼中的蔡锷“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体弱面白”，“瘦瘦的脸上，两眼相距甚宽，双颊略像女性，但口角却显得严峻、刚强。为人沉静，态度庄重……”“他虽然命在旦夕，思想却一如既往，锋利得像把宝剑。”（引自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一
蔡锷（１８８２—１９１６）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目的是“为国民争人格”。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２５日，梁启超在南京学界演讲（《护国之役回顾谈》），又一次忆起蔡锷当年的话：“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借，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
蔡锷抵达昆明几天后，反袁护国的枪声就在遥远的西南边陲打响。当他秘密离北京，取道天津赴日南下之际，他曾与老师梁启超相约：“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云南誓师之日，蔡锷和唐继尧等也以两事相戒，“一绝对不争权利，一不作亡命之想，果若战败，惟有全军战死”。
在云南举义前夕的会议上，大家认为云南既然宣布独立，则原有将军、巡按使等名称已不适用，应该另外改组政府。有人提议设立大元帅府，有人提议设临时元帅府，以资号召，蔡、唐都不赞成，“以为云南以大义为天下倡，原期各省闻风响应，若先设此机关，使人谓我辈之举，系为权利，反阻人向义之路。宜俟响应省份稍多，然后就各省公议组织，方足以示大公。”最后决定成立云南军政府，军队改称护国军，将所有滇军改编为３个军。蔡锷在给梁启超的信中也提及：“合并军、巡两署，恢复都督府，召集省议会，组织略如元、二年旧制。出征部只设总司令部。原议设元帅府暂从缓，盖欲力事谦抑，以待来者。”
唐继尧（１８８２—１９２７）与蔡锷同庚，但进日本士官学校要晚得多，蔡是第三期毕业，唐是第六期，而且唐曾是蔡的部下，当辛亥革命时，蔡为协统，唐是管带。在重视资历的军界，蔡锷无疑是唐的前辈，所以唐提出以蔡锷为都督，自己率第一军进入四川。蔡锷不同意，他认为唐在滇主事甚久，驾轻就熟，非唐莫属；自己此来是为牺牲救国，愿为前锋，独任其难。实际上更主要的因素还是他不愿取代唐的地位，让世人误以为他为权力而来。当时有这样一番对话，唐发言：“蔡老前辈，远道来滇，甚为辛苦，宜在滇留守，继尧愿出征。”蔡锷回答：“我来非占位置，乃欲对国家民族效力耳。”
双方互相退让，相持不下，“情词诚挚至于泣下”，最后多数主张不变现状，唐继尧才同意就任都督，以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蔡锷的总司令是以云南省议会的名义任命的，不是军政府委任，以后唐、蔡两人的行文用的是公函咨文，不用命令。其中可见云南举义动机纯洁，即使唐最初也无权力之心。这一点在他们举义时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３人名义发表的誓词也可看出：
（一）同人职责，惟在讨袁，天助吾民，幸克有济。举凡建设之事，当让贤能，以明初志。个人权利思想，悉予铲除。
（二）地无分南北，省无论甲乙，同此领土，同是国民，惟当量才程功，通力合作。决不参以地域观念，自启分裂。
（三）倒袁救国，心理大同，但能助我张目，便当引为同志。所有从前党派意见，当然消融，绝无偏倚。
（四）五大民族，同此共和，袁氏得罪民国，已成五族公敌，万众一心，更无何等种族界限。
１９１６年２月２１日，誓文在《滇声报》发表的当天，《义声报》即发表社说评价说：“一曰无权利思想：从古魁杰举事，类多权利是争，不见先入关中者为王，用激重瞳之盛怒；一见荆州而图霸，深仇大耳之枭雄。惟权利之未忘，遂争夺之靡已。……天生三杰，为天下先，所谓个人权利思想何有焉？”这些都是毕生追求权势的袁世凯所无法理解的。
二
“自民国以来，武人解兵柄，棠爱犹存者，蔡松坡一人而已。”这从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１９日蔡锷给梁启超信中的叙述也不难看出，他抵达昆明之日，“儿童走卒，群相告语，欣然色喜。不数日，金融恐慌，为之立平，物价亦均趋平静。”此前，因为袁世凯即将称帝的消息传来，云南军人不稳的谣言四起，“全城震骇，金融立见恐慌，富滇银行四五日间，兑付现金至五六十万，米价亦随之大涨（每石由三元涨至四元余，其他物值亦逐日加昂，风声鹤唳几有草木皆兵之概……）”
１９１３年１０月蔡锷进京前夕，推荐唐继尧继任云南都督。蔡锷在云南不仅得军心，而且得民心，云南人道路传闻“蔡将军在，吾滇何至于此”？有人说唐继尧“忌蔡甚深”应该不虚，但唐最后同意起义反袁，固然是迫于云南“舆情尤为愤激”的形势，不得不然。同时，参加过同盟会、身历辛亥革命的唐继尧也并不认同袁氏称帝。
蔡锷离京前，当时在他身边的袁家普曾不无担心地问他，唐继尧的意思不知如何？他则泰然回答说：“无碍。”一方面可见他心中无私，另一方面也可见他已成竹在胸。他对人说过，唐之为人“沉毅豁达，勇于任事，不愧血性男儿”，否则他也不会一再提拔唐，先是在辛亥之际任唐为云南北伐军司令，再支持唐为贵州都督，然后推荐为云南都督，几次云南政局有变，都是他极力挺唐。当袁称帝的舆论甚嚣尘上，唐和蔡锷函电往来，并派杨纯武为信使进京，当面向蔡锷表示“万难屈从。滇中已有计划，请公南来”。对于唐的态度和滇军的情况，蔡锷在到达云南后，曾写信给梁启超，说得比较详细。
“滇中级军官健者”如邓泰中、杨蓁、董鸿勋等自“筹安会”发生后就就非常愤慨，多次向唐继尧进言，“并探询主张，以定进止”。但唐以不知道蔡锷等的意向所在、不了解各方面真相，因此一意持重，几个月都没有表明态度。等到蔡锷在北京的住处被搜查，蔡引病离京的消息传来，云南军中“慷慨激昂之声浪复起”。直到蔡锷派王伯群先他５日到昆明，将蔡锷在天津写的手书交给唐，唐才下了决心。
这是蔡锷当时的说法，上海报纸当时的报道也好像云南举义唐完全是“出于挟迫”，从大量当事人的回忆来看，唐继尧并不是被动的。《中华新报》编的《共和军纪事》当时就说“其实大谬不然”。早在１９１５年９月３日，唐继尧第一次与云南部分中上级军官秘密约定：一、积极提倡部下爱国精神，二、整理武装，准备作战，三、严守秘密。１０月７日，他第二次召集骨干说：“袁氏盗国，已成事实。吾辈卫国天职，各界信服；若不亟起图维，不惟外无以对国民，即内亦无以对良心。”当然唐也不是没有顾虑，“惟顾及云南一省之力，贫瘠之区，且止一师一旅兵力，而抗袁氏全国之师，众寡悬殊，实有以卵击石之虑”。这是刘云峰等滇军将领的回忆，不过无论何人，处于唐继尧的地位，都会有同感。但唐在这次会议上还是决定，只要中部各省有一省响应，桂、川、贵三省中有一省响应，海外华侨和民党接济饷糈这３个条件中有一个具备，就可起义。如３个条件一个都不具备，云南为民国存亡，争国民人格计，也要孤注一掷，起而反抗。
就在唐继尧暗中下决心之际，袁世凯也得到有关云南不稳的消息，曾派人前来调查。袁想用禄位来拉拢唐，再以其他人来牵制唐，所以封唐“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一等侯”，授“勋二位”（任可澄封为子爵，其他师旅长有封为男爵的）。所以当以唐继尧为首宣布云南起义的布告张贴出来时，唐前一天出的布告还在，署名赫然正是“勋二位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一等侯”。贴布告的工役不敢以新布告覆盖在旧布告上，所以并排而列。有不满唐继尧者拍了照片，制版流传。同时，袁世凯下令自１９１５年１０月起给云南军官加薪俸，按月由中央拨付，并派侦探南下，散布谣言，说袁做皇帝逢官加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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