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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民办报人五味俱全的生命历程
作者：许水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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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时间２００４年１０月
访谈地点王芝琛先生家
抗战时期的《大公报》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许：抗战时期的《大公报》是其鼎盛阶段，其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可惜现今知道的人已经很少了，请您介绍一下大概的情况。
王：抗战时期的《大公报》起码表现了中国人的硬骨头气概，就是绝不在日本人的铁蹄下出版一天报纸。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还只有天津馆，张季鸾看出天津早晚将不保，就极力主张克服各种困难开上海馆。设立上海馆后，《大公报》就变成全国性的报纸。全面抗战开始后，张季鸾知道上海即将沦陷，就做好了撤退的准备，带了几个人开汉口馆。上海一沦陷，日军就要检查在法租界的《大公报》，《大公报》坚决不接受这样的新闻检查。在宣布上海《大公报》暂时停刊的头一天，发表了我父亲写的著名的社评《不投降论》和《暂与上海读者告别》，然后经香港到汉口。这个时候的张季鸾非常劳累，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好，一天一篇社评，实在吃不消，我父亲去了他才有所好转。汉口这一段是抗战初期，时局动荡，但报纸非常活跃，鼓励全国军民一致抗日，发表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文章。如派范长江到台儿庄前线深入战地进行采访，父亲不断发表鼓舞士气的社评，报纸的销量相当大。１９３８年秋发生了武汉大会战，武汉眼看不保，就着手开重庆馆。张季鸾是坐飞机去重庆的，我父亲则坐轮船带领一家老小和报馆的机器去重庆，在路上遭到日机的轰炸，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艰险。机器受损，这是《大公报》遭日本飞机的第一炸。１９３９年的五四大轰炸是第二炸，报馆被全部荡平。在这种情况下，《大公报》仍然借助别人的报纸出版，写出了不少慷慨激昂的文章，表示不怕敌人的飞机轰炸。后来，与《中央日报》等１０家报纸联合出版了《联合报》，大约出版了１００天，我父亲任总编辑。胡政之则率人营建新馆，把印刷机移到山洞里出版报纸。如果停电的话，工人们就用手摇轮机发电，真是很艰苦。在整个抗战中，《大公报》是６次迁馆，７次遭炸，先后开辟了武汉馆、重庆馆、桂林馆、香港馆。每一次都是刚建起来就扔了，财产损失不计其数，就是这样也没有停止出版。在残酷的战争中，也只有重庆《大公报》一家，坚持到了抗战胜利。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这八年多，本报同人颠沛流离，从事言论工作，以绵薄之力贡献于抗战。”
盟国一提起《大公报》都认为了不起，赞赏这家报纸的顽强，１９４１年５月，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向《大公报》颁发了密苏里奖章。
抗战期间，《大公报》一直呼吁国共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是从抗战的最高国家利益考虑的。
我父亲痛击国民党政权中的一些腐败行为也是为了抗战。如１９４０年夏的社评《天时人事之雨》、１９４０年８月２０日的社评《如何达到清明政治》、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２２日的社评《拥护修明政治案》、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２２日的社评《晁错和马谡》等，淋漓尽致地揭露国民党官场中的腐败现象，提出了修明政治的具体措施。还有飞机洋狗事件，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胡政之身陷香港，情况危急，蒋介石下令保证胡先生速乘飞机离港，但最后一班飞机落在重庆珊瑚坝时，出来的不是胡政之，而是孔祥熙的二小姐，还有几条洋狗，很不像话。父亲愤怒已极，发社论抨击逃难飞机运洋狗。我父亲把它揭发出来绝不是一时冲动，所以一下子引起了轰动。
１９４１年底至１９４２年初，《大公报》连续发表十多篇主张“紧缩论”的文章，主张“收缩钞券”、“收缩信用”、“收缩事业”、“莫设新机关，少办新事业”等，实际的想法就是精兵简政，去掉臃肿的政府机构，挖掉制造腐败的根源，当然是为了抗战的大局。
１９４２年冬，《大公报》派遣年仅２５岁的记者张高峰到中原地区采访。张高峰目睹灾民流离失所、遍地饿殍的惨景，于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７日从河南省叶县向《大公报》重庆馆寄出一篇题为《饥饿的河南》的长篇通讯。父亲看到这篇通讯后深感事关重大，改题为《豫灾实录》发表于《大公报》上。他对比重庆的现状，提笔写《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文章接下去描写重庆物价跳涨、市场抢购、限价无效、阔人豪奢的情况，然后说：“河南的灾民卖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这篇社评发表的当天晚上，新闻检查所派员送来了国民党当局限令《大公报》停刊３天的决定，以示“惩戒”，成了西南大后方轰动一时的“《大公报》停刊事件”。
《大公报》发起的滑翔机运动，被人称为中国航空救国的典型。日本大轰炸之后，《大公报》同人被逼要建立自己的航空事业，要“航空救国”，吸引了许多青年参加，所以人们把胡政之誉为中国滑翔事业的奠基人，一点都不错。
“大公剧团”也是为抗战而设立的，我父亲在剧团公演时的讲话，用“马革裹尸还”的精神激励在场观众和全中国儿女，当时很多人听了都流泪了。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支援抗战，呕心沥血，非常感人。这是值得我们后人永远铭记的。
１９３８年７月７日武汉三镇举行大献金运动，张季鸾把亲友在儿子过生日馈赠的金银首饰全部献出，夫人想留两件以作纪念，也被他劝阻，为的是救亡。我家始终是跟着《大公报》颠沛流离，天津、上海、汉口、重庆，又回上海。父亲和他的同人们，就是这样跟日本鬼子对着干，写出多少坚决抗战的好文章啊。正像父亲所言：“本报同人，几枝秃笔，一张烂纸，颠沛流离，从事言论工作，以绵薄之力贡献于抗战。”
许：应当说，您父亲和《大公报》在国难家仇之际的表现，大大促进了人心的凝聚和民族的团结。但文人论政也难免有天真率性的一面，如１９４３年春，《大公报》发起爱恨悔运动，如他写的社评《为国家求饶》和《做一个现实的梦》等等。在黑暗的现实政治中，有点与虎谋皮的味道，未免显露出较浓的书生气。
王：你提到的这几件事情，可以说是父亲悲愤至极下的言行，是他无可奈何之下发出的呼吁。因为当时的中国战场阴沉低迷，《大公报》才决定发起爱恨悔运动的，目的在于振起人心，以挽颓风。
抗战胜利后，他对国民党大员的接收和“五子登科”非常痛恨，所写的社评也是很尖锐的，是有一些书生气，但更重要的是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内忧外患之际所承担的对国家的责任。
许：在国共对垒的三年内战期间，《大公报》主张在两党之间走“第三条道路”，既不能让国民党高兴，也不能让共产党满意。对于《大公报》的这种尴尬处境，您父亲是怎么思考的？他后来对“第三条道路”未能走得通有过反思吗？
王：这个时期，我父亲的言论可以说是代表了《大公报》的立场，几乎所有的重要社评都是他写的，他和胡政之的思想也是一致的。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大公报》最重要的立场就是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由于《大公报》坚持“不党”，它的言路是很广的，发表言论时较少顾忌。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从抗战胜利到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大公报》又确实生活在极为狭窄的缝隙中，国民党说它是“新华社的应声虫”、是“国际共产主义的传声筒”，同样，共产党骂《大公报》是“法西斯的帮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年的处境就是这样，两党都不认同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