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日本求和的预谋

作者:荆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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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荆植新,又名荆嗣佑、荆问陶。1891年生于湖南省溆浦县卢峰镇地坪村,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在日本读书时即加入同盟会,同黄兴、孙中山交往甚密。辛亥革命期间,荆植新凭借勇气和智谋,不费一枪一弹,光复了湘西泸溪、古丈、吉首、花垣、保靖、永顺、桑植等7个县。荆植新在日本期间,与李大钊、林伯渠等人结拜兄弟,积极从事革命活动,热情资助李大钊办报。先后担任湖南一师的董事和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英文教员,曾两次解救毛泽东。为了反对蒋介石,荆植新投奔桂系李宗仁,成了李宗仁的心腹和顾问。1937年抗战爆发,荆植新奉李宗仁指派,前往香港,先后创办《珠江日报》和《公民日报》,宣传抗日。同时,成立荃兴地产公司,经营10年,在香港购置了大量地产和房产。1949年,荆植新前往南京,与代总统李宗仁单独密谈,李宗仁竟泪流满面。当他从国民党和谈代表、他的老师章士钊口中得知解放军即将渡过长江,便瞒着李宗仁,毅然放弃李委任的南京政府高级职务,不辞而别,飞回长沙,旋即赶到湘西,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军长曹里怀的保护。解放后,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下,荆植新被安排到原黔阳地委(现怀化市委)统战部工作,并兼任湖南省文史馆馆员。1972年病逝于安江,终年81岁。
  1945年,日军眼见大势已去,预谋在中国战场撤退,将占领区移交给李宗仁军队控制。为此,日本军方特地选择荆植新,委派他前往南京汪精卫政府,密见第三号人物周佛海,要周佛海想办法与李宗仁取得联系。1965年8月,荆植新奉上级指示,对此内幕写了一份详细的回忆。
  日本人见大势将倾,急于向中国求和
  抗战将到最后阶段,日本人见大势将倾,急于向中国求和。有一个吉野少将,往年久任驻桂中校武官,与李宗仁、白崇禧都有交情。飞到广州湾找我,要求我设法让他与李宗仁通信。这种重大行动,我不能不告诉徐瑞霖。过了3天,徐瑞霖找我说:“我们需要你往南京去一趟,当面问周佛海,他愿不愿意接受重庆的使命。过去我们派人去过多次,均未得确实的答复。去的人都不重要,重要的人不敢去。现在我们考虑到你是周佛海的小同乡,又同时在日本留学,一定有交情,可以直接谈话。干脆问他一声,愿意回娘家,娘家要他。问明白了,我们即指派重要的人去和他面商具体办法。这种事,关系重要,你去办妥,功劳不小。”我问:“是哪个要我去?”徐把大拇指一比说:“是这个。”我问:“是阿拉先生吗?”徐答:“是头号阿拉。”我摇头说:“我怎么去得了?”徐说:“现成的机会,你答应吉野,要去南京、上海设法找能和李宗仁通信的线索,他一定送你去。”
  我想了半天,回答说:“我家8口人在广州湾,我去得如何回得。回不得,会饿死我一家。这个风险,我不敢冒。”徐睁大眼睛,对我说:“你是一个角色人,如何说出这种没出息的话?抗战时期,千千万万的人,奉命去拼命就得拼。为了抗战的需要,点上了你,你不奉命,我们以后就不能拿你当做朋友了!”徐声色严厉,逼得我周身发毛,半晌无一言可答。徐在荷包里一掏,掏出一张支票,法币60万,放在我桌上。对我说:“这笔钱,你拿着安家,够一年的生活费吧?你动身,我再替你送旅费。钱是小事,命令一定要服从。”
  法币60万,不是小数目。照当时的行情,足够一家两年多的生活费。去的话,如此厚酬;不去的话,就不拿我当朋友了。诱之以利,迫之以势。徐瑞霖的面孔,在我眼睛里陡然成了一个吃人的魔鬼,好可怕。
  我仔细地考虑前前后后,回答说:“去也可以,就是回不容易。不能回,就以电报通知一个商号,货可运来,或不可运来。你们就知道结果了。可是我以后滚到什么地方去,你们要负责照应。”说毕,我心如刀刺。
  徐同我热烈地握手,祝我进行顺利。我于徐去后,照徐的说法,回吉野的信。广州湾无法找到和李宗仁通信的线索,从前香港、澳门,均有线索,现在都撤回去了。上海旧租界,可能还有线索,但是非我本人去上海一趟,不能估计。吉野对于此事,不能做主,飞回广州和他们的军部商量,再定办法。我巴不得吉野进行失败,退回徐瑞霖的支票,仍得安居。
  日军预谋撤退后,由李宗仁军队
  接管,不让蒋介石插手
  数日后,肥田木来告诉我,吉野约我去广东省城谈一谈。我把情况告诉徐瑞霖。徐说:“你就去看看情形再说,能去南京,一切照原议;不能去南京,你由广东省城回来,我们照旧相处。支票放在你手里,暂且不动用就是了。”
  我同肥田木乘飞机到广东省城。他把我送到一家日本人经营的旅馆居住,嘱我静候他的回音。我住进旅馆,发现这是一个4层的建筑。楼下、二楼住得满满的。三楼有空房很小。四楼有大房,左右空房甚多。我住四楼的一间大房。枯坐竟日,一个人在公共客厅看报。很奇怪,为什么只有我一个客。到夜间,我才明白。警报响了,中国轰炸机来了,三楼、二楼的人拼命往下跑,跑到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我一个人无伴,不知跑,也不愿跑。此时我的心境,很不正常。巴不得一弹正中旅馆,死了干净。因为我的前途里黑漆一团,是吉是凶,全无把握。
  这样的日子,一连三天,不见肥田木的踪迹。出了什么变故吗?他们识破我的行踪了吗?轰炸机夜夜来,来一次又一次。旅馆前前后后,相去不远,总是落弹。从窗户看见外面有人放射火光,似乎是指示目标。心中估计,这是有人发信号指示日本人聚居的旅馆所在。是老百姓呢,还是重庆的特务呢?他们冒险指示目标,值得钦佩。四楼上只剩我一个人。若是另有别人发现火光,也许立刻要追查火光发射处的情况啦。胡思乱想,心乱如麻。
  第三日夜半,肥田木来了。我并未睡,横竖白天整日睡。肥田木不停留,邀我即刻同他走。走下楼,门口一辆小汽车等着。于昏黑中疾驶,广州全市,无一星灯光,简直是一个死城。走来走去,走出城,走到荒郊。心中一急,这是送我往黄花冈吧。黄花冈也好,倒是一个好下场。
  正在胡思乱想,车子停了,停在一栋昏昏暗暗的洋楼前。借手电筒的光,穿小径,进楼内,有微弱的灯光。客厅门打开,才发现一个正常人的世界,布置虽不华丽,却也整洁。吉野一副黑黝黝的面孔,偏着头走出来了,看样子十分疲劳。他向我道了歉,说这几日太忙,来不及接待。旅馆的伙食很差,今晚我们来一个纯日本式的夜餐吧。老实说,我此时心中七上八下,伙食好坏都无意辨别。旅馆里的确是吃得简陋。饭只有一碗,菜只有一碟。说是定食,没有人要求添。我的胃口不好,并不曾觉得饿。别人食量大的,恐怕就会挨饿。战时经济,显得如此紧张,我此前还不曾体验过。
  吉野拿出的日本餐,肥田木赞不绝口,我只好跟着说好。其实,并不丰盛。有菜一碗一盘,有汤一盆,有小食一碟。饭倒是可以尽量添,我也吃不下多少。饭后,天快亮了,吉野才提及正文。
  吉野以低沉而缓慢的语调,说出他的心事。他认为在中国的战场上,双方都打不下去了。问题在如何对付美英。美英势力伸展到东方,于日本不利,于中国更不利。10年前,他在广东,曾经和李、白二将军说及我们要合作,遏止美英势力,李将军曾经慷慨激昂地说:“他日日本同英美作战,我们黄种人一定要站在同一方向,捐弃嫌怨。”
  吉野又说:“这一类的话,李将军和我们说过不止一次。和知中将、松井大将、根本少将,都听他说过。现在应该是我们切实商量合作的时候了。我们希望你去上海,找到和李将军通信的线索。若上海找不到,就到汉口去找。我们估计汉口一定能找到的,因为李将军的部队,距离汉口比较近。派专人去,也容易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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