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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作者：沈国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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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明白了，“文化大革命”中那些铺天盖地的所谓“内部材料”，原来并非年轻的红卫兵自己调查所得，而大都是来自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提供。他们这样毫不负责地为红卫兵“小将”提供“炮弹”，将他们认为阻碍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一些人打倒，制造全国性的混乱……
一、１９６６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
凡是从十年浩劫中过来的人都不会忘记，在《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发出不久的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在当时很有影响的社论，题目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这篇社论对文革起着极大的推波助澜、煽风点火的作用。当时不少人将这篇社论奉若神明，大小单位都组织学习。
人们预感到一场灾难即将降临。就是平时不大过问政治的人，也感觉到这篇社论是很有来头的。
社论气势汹汹：
……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解放十六年来思想文化战线上的连续不断的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目前中国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学者权威”，他们所做的，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梦。他们的政治统治被推翻了，但是他们还要拼命维持所谓学术“权威”，制造复辟舆论，同我们争夺群众，争夺年青的一代和将来一代……
这篇直接影响到整个“文化大革命”的社论，是林彪、江青一伙反革命阴谋庞大计划的序曲。然而，这篇社论开始时的标题并不是这样的。
１９６６年５月３１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钱抵千和《解放军报》社的朱鹏、尚力科，被指定为由陈伯达担任组长的中央驻《人民日报》社工作组成员，并受命于当天上午１０时去钓鱼台８楼康生住处，接受陈伯达、康生的“指示”。
见面之后，陈伯达和康生就说，要你们来就是要赶写一篇社论，预定明天见报，这样使人们能够看到，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以后，报社的情况有所改变，做到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陈伯达强调说：“社论是报社的旗帜，是灵魂，今天就要写好这篇，明天发表。”接着，陈伯达就发挥他的“写作天才”，对这篇社论的要点和具体写法进行了指点，让这几个人写好后再拿去给他“过目”。
当天晚上１０时之前，这篇社论写完后送陈伯达处，社论的题目叫《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陈伯达接到社论的初稿后，开始绞尽脑汁地思考，然后两次挥毫对初稿进行了修改，并加上了许多诸如“牛鬼蛇神”、“暴风骤雨”、“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等新名词，用以吓唬人。
由陈伯达首先在当时的报纸上制造出来的这些名词，一时间风靡了整个中国。
陈伯达觉得还不够劲儿，深通文墨的他是知道一篇社论标题的重要的，经过反复地推敲，大笔一挥，将原来的《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改成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这篇社论当晚没有送毛泽东审查，第二天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社论发表之后，整个中国几乎都“疯”了……
二、发生在中南海里的迫害
陈伯达到底是怎样“再接再厉，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又是怎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
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王良恩打了一个报告，要求将刘少奇、王光美进行批斗。
报告的内容是这样的：
戚本禹同志：
兹将秘书局全体革命同志给（汪）东兴、（周恩来）总理的报告，要求将刘少奇弄到他们（那里）批判刘少奇假检讨真反扑罪行大会听取批判，请你考虑，并上报请示决定。
戚本禹接此报告后，批示：“请伯达、江青、康生决定”，然后将此报告转给了这３个人。３人分别“圈阅”同意。
对于陈伯达来讲这还不算，他又将报告中前面的“刘少奇”３个字中“少奇”二字圈掉，在“刘”字的后面加了“邓（小平）陶（铸）夫妇”４个字。
根据陈伯达、康生、江青的指令，戚本禹于７月１７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紧急会议，组织动员中南海的造反派批斗刘、邓、陶。
戚本禹在动员会上说：“外边轰轰烈烈，中南海冷冷清清，像什么样子。……批斗会低头弯腰都可以，夫妇都可以斗。”他还要求刘、邓、陶的专案组，要给中南海造反派提供批判材料和清查文件。
在戚本禹的精心安排下，７月１８日晚上，中南海中央机关分３个会场开了３个批判会。与此同时，戚本禹还根据江青的指示，趁批斗之机，组织造反派对刘少奇的家进行了非法搜查。
据戚本禹在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２１日的供词所说：
早在１９６７年初夏，江青、陈伯达、康生即提出要认真搞大批判，把刘少奇批得比托洛茨基还臭，否则将来他要翻案，后患无穷。７月１８日的批斗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研究决定的。
查抄刘少奇家里的文件是江青提出来的。当时叫清理文件，实际上就是当时通常说的抄家。时间在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６日或１７日，地点在钓鱼台十六楼会议室，是在文革碰头会研究批斗刘少奇的时候提出的，在场的有江青、康生、陈伯达和其他中央文革成员。大致是确定可以由中央办公厅干部召开批斗刘少奇会以后，江青说要乘这个机会，叫中央专案组的人去清查他们的文件，查找他们的反党根据。她具体地说，这边一面开会，那边一面清查，等清查好了，去通知那边再散会，不要弄得清查没完，会就散了。陈伯达、康生都同意，并提出被批斗者的夫人也到会场陪斗的问题。
戚本禹在７月１８日凌晨４时，对“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讲话时传达了陈伯达的有关指示，他说：“中央文革召开会议，主要批判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几个老婆……中南海革命群众写了请战书，中央文革１２点批准了这个请战书……现在做好准备，专案组全力以赴，投入这个战斗，配合这个行动，仗打起来就要打完。说是收他（刘少奇）的文件，实际上是抄家。”
按照江青、陈伯达、康生的要求，“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于７月１８日在刘少奇家中抄出刘少奇和王光美的笔记本共１８８本。其中刘少奇的６１本，王光美的１２７本。另有秘书对刘、王活动情况的记录８本，刘平平１９６５年至１９６６年的日记本１本。
就在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布置造反派对刘少奇进行无情斗争的同时，中南海两派要求面对面批斗刘少奇的另一份联名信也送到了汪东兴手里，并报告了周恩来总理。
在公开场合批斗一位国家主席，这不仅是史无前例的，同时也会在国际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关系到一个主权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声誉。此事非同小可，周恩来指示汪东兴赶快请示毛泽东主席。
汪东兴请示后，毛泽东不同意，并提出“不能这样搞”。
据汪东兴在１９８０年５月１５日所写的材料证实，当时他将毛泽东主席的意见报告了周恩来总理，也通知了群众组织。
７月中旬到９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外地，汪东兴也随行工作。在离开北京前，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央文革成员开碰头会，同时还包括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会上毛泽东又说：“对刘、邓、陶不要搞面对面斗争”，“核对材料要经过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