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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儒评法”运动中王重民之死
作者：散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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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５年，当浩劫的文革即将进入尾声，包括“臭老九”即广大知识分子在内的人们苦熬过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巨劫奇变”的时候，王重民，这位“国宝”级的知识分子，著名的图书馆学、版本学、目录学、文献学、方志学等资深专家，却在一场莫名其妙的“批儒评法”运动中含恨自杀了。王重民先生的死，无疑是中国文化的重大损失，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文革中知识分子苦难史的一个结尾。
一
王重民，字有三，１９０３年出生于河北高阳县西良淀村，曾被称为是“高阳四大名人”之一，即与李石曾、王法勤、韩世昌并称为民国高阳籍的著名文化名人。王重民早年就读于保定直隶六中，时当中国社会转型之时，革命风潮骤起，他感受时代风气，慨然参加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曾返乡筹建团支部，因被直系军阀查知，受到通缉，于是易名为重民（取“国家三宝，以民为重”之意），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当时河北以盛出“读书种子”而著名（清朝时河北除盛出太监、伶人之外，就是书佣、书商等了，如北京著名的琉璃厂一条街，大多就是河北人开的铺子），遥自清季倡导实学和功利之学的“颜李学派”——颜元、李（工恭）和写有《书目答问》的南皮张之洞之后，河北学人灿然可观。即以近代形成的图书馆学而论，其中著名学人就有孙殿起、李大钊、王森然、袁同礼、王重民、张申府、孙楷第、傅振伦等。此外，考古学如裴文中、贾兰坡、商鸿逵，历史学如雷海宗、傅筑夫，文学如高步瀛、罗根泽、冯至、顾随、杨公骥、孙犁，民俗学如李安宅，法学如杨秀峰，等等，堪称星河璀璨。
王重民虽然曾经投身革命而受挫，到师大之后依然保持着“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身份。１９２４年１０月，北京青年团组织因张国焘被捕泄密而告瘫痪，经过紧急整顿，北京党团实行临时合并，对全部党团员也开展了审查。经过审查获得合格的名单中，师大有王重民、吴大猷、黄道、贺凯（笔者的父执，后山西大学中文系主任）等。不过，此后王重民就逐渐退出了政治活动，转而问学，其经历如其所自称：是“幼承家学，壮游京师，亲炙诸老师宿儒之教诲，得稍窥六经”。他师从国学大师陈垣、杨树达、高步瀛、袁守和、傅叔湘以及黎锦熙等，学问大进，如同样以“书痴”知名的陈垣大师，居中国文化史上的“国宝”等级，其“门下走狗”，王重民就是得意弟子中的“河北三雄”之一。当时北海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也在该校讲授目录学，见王重民学习刻苦且生活艰难，就介绍他到图书馆兼职，也就是在这座后来并入“北图”的图书馆里，成就了一代学人的王重民。同样的例子，在当时还有谢国桢、赵万里、向达、孙楷第、张秀民、谭其骧、贺昌群、吴晗、杨殿（王旬）等先生。
王重民作为当代著名的目录学家等，曾有《国学论文索引》、《老子考》、《日本访书志补》、《史略校勘札记》、《四库抽毁书提要》、《续修小学考》、《谢氏小学考校勘记》、《增辑小学考简目》、《清人文集札记中文字说总索引》、《清人字说选录》等煌煌著述；此外他还辑校有《列子》等，并与孙楷第合编有《西苑丛书》，又曾拟编《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当时他还与刘盼遂、傅振伦、谢国桢等成立了《学文》杂志社，编辑《学文》期刊，这个团体的学人当时被称为是“北学派”。１９３０年，由于王重民在北平图书馆开展编目工作十分出色（该馆索引组编有《石刻题跋索引》、《清耆献类徵索引》、《碑传集、续集、集补索引》、《国朝先正事略索引》等一批至今还享有盛名的工具书），又常常在《北平图书馆馆刊》上发表论著，遂被任命为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兼索引组组长，当时他还帮助梁启超编写《图书大辞典》等。
后来人们总结出一个规律：一个学人的成长史上，往往有一座让他一生在头脑中挥之不去的图书馆。王重民在学术上的崛起，就与北平图书馆分不开。周一良先生曾说：“当时的北平图书馆，不仅仅是采购、编目、储存图书的后勤机构，也不只是普及知识的宣传教育机构”，它还“定期出版馆刊，登载学术论文、国内外新书评价和本馆入藏的新书书目”等等；这些都“学术价值很高”，“至今仍为研究近代史的学者所利用”，而且“馆刊所载国外新书目录和评价，对于当时治文史之学的青年，在扩大眼界增长知识方面极有用处”；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北平图书馆里有一批青年搞编目、索引、编资料、整理图书等工作，新书评介也往往由他们执笔。他们把工作与研究结合起来，从工作中得到培养提高，以后大都卓然有所树立。据我所知，已故的向达、贺昌群、谢国桢、刘节、赵万里、王庸诸先生，现在学术界知名的谭其骧、孙楷第、于道泉、张秀民、冀淑英诸先生，都是当年的北平图书馆馆员。”后来在沧桑鼎革之际，“北图”馆长袁同礼离去，也就是在当时，毛泽东传话给胡适，让他留下来当“北图”的馆长，当然胡适没有留下来。
此后王重民就代理了馆长一职，其时他膺受重命，保护国家财产，功勋卓著，精神可敬，正如他在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１日和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８日致全馆员工的两封公开信中所言：“袁馆长在昨天清早飞往南京去了，想诸位同人都已听说，并且都很惆怅。袁馆长行前，托我转给大家一封信，我把他抄在上面。我是一个‘书生’，没有经验，没有能力，那（哪）敢担任这个职务，但念现在正是‘同舟共济’的时候，我跑来参加，和大家一同拨桨，一同维护我们所寄托、所凭藉的‘舟’——北平图书馆，共患难，共甘苦，也是义不容辞的。”“我们当前的任务，一是保护我们的馆产和图书，一是共谋同仁的安全和福利。”后来王重民任中国国家图书馆——“北图”的副馆长。
１９５２年，他因与主持者不合，才离开“北图”去专任了北大图书馆学的专科主任（后为图书馆学系的系主任，又因“老右”被免之）。在新中国的图书馆学领域，一向有所谓“北大南武”之说，也就是说其重镇当属北方的北京大学和南方的武汉大学，而遥领了北大这座重镇的领袖者，就是王重民和刘国钧两位先生了。
二
说到北大的图书馆学的渊源，那是１９４７年王重民在胡适支持下开始设立图书馆学专修科，这为正式成立图书馆系以造就图书馆学的高深人才做了准备。当时曾延聘的名师有毛子水、赵万里、袁同礼、于光远、傅振伦、王利器、刘国钧等。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说王重民与胡适的关系。王重民治学多受胡适所亲炙和栽培，二人学缘与私谊俱厚，王重民对胡适执弟子礼也甚恭，两人还有许多往来的通信。胡适非常赞赏王重民的文史考证才能，自己每有考证所得，也往往请王重民过目，与之相互讨论和切磋。后来王重民和刘修业夫妇喜得一子，请胡适取名，王重民还题诗致谢云：“数载追随钻研，稍识读书滋味。这番喜得平生，却误了为学机会。应似剃度的小僧，又到红尘一回。待到债了缘清，却误了修行年岁。”由此可见王重民追慕胡适一心向学的心志了。还在抗战胜利之时，胡适发起《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王重民听说后积极响应，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重民在欧美流落了十几年，受了不少的洋气，也算看了一点洋玩意儿，在东方学一方面，所以‘图强’之心非常迫切。”
王重民是爱国的学人，在拳拳的报国志向中，也有一番跃跃欲试的作为，如在致胡适的信中，他说：“重民思想鲁钝，材短望奢，故仅能而且最好作目录学的工作，尝梦想将古今簿录分别校定，纂成一部《中国古今图书大辞典》，俾分有分之用，合有合之用。”他还说：“重民自问无实斋（章学诚之字——笔者注）之见识，有实斋之博览。二十年来，都是作的绍兴师爷的工夫。作学生的时候，看了一百多种杂志，编出两本《国学论文索引》，毕业后看了四百二十八种文集，编为篇目索引。出国后，看了五千敦煌卷子，一千二百金石拓片，一千五百部天主教书，近又看了二千九百部善本书了，也曾提出一些菁华，将来或能应用。去冬今春，看了三四百部明本方志，顺手辑出了两百多个《永乐大典》纂修人，觉得当时所征服取的人材，下至医卜星象、和尚道士，实比四库馆广大的多。”就这一封信，也足可窥见王重民“书痴”的程度和其宏大的抱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