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荒唐岁月中的韩羽
作者：闻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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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书画家韩羽先生，５０年代大画其漫画，以讽刺、针砭时弊为业，且他本就思想“落后”，人又“嘎咕”，“不着调”的话平时不会少说。在“反右”运动中，这样的人还能不被划为“右派”？结果竟然不是，好不令人奇怪；还有在文革中，他虽如惊弓之鸟，但到底也是漏网之鱼。莫非他戏听多了，书看杂了，有诸葛亮能掐会算之功？抑或是他在密室里练就一种神功，有瞒天过海之术？带着种种疑问，我采访了他。下面就是我的采访记录。
闻章（以下简称闻）：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只能从别人的回忆文章中，得来点“反右”、“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想，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独特遭遇，我很想听您说说。
韩羽（以下简称韩）：好，我说一说。反右伊始，很偶然的，一个人的名字和我纠缠在了一起，在我眼前晃来晃去。你猜是谁？
闻：我猜不到。
韩：你猜不到，任谁也猜不到。今天我是第一次向你透露：诗人流沙河。反右运动中，报纸最热门了。每来了报纸，大家你争我夺。当然，动机不同，各有各的心思。我是看热闹。因为自觉着是农村长大的小青年，虽有名利思想，个人主义，与“资产阶级”是沾不上边儿的，最多是个“小资产阶级”。反右明明白白是反资产阶级右派，与我何干？嘿，今天批章伯钧了，还登了照片哩。罗隆基文质彬彬，的确像个“资产阶级”……章伯钧是个胖子……看报就看这个哩。
有一天，看《人民日报》，看来看去看见了个新名字——流沙河。嘿，这不就是《西游记》里沙和尚的根据地？这名字起得有意思。且看这流沙河是何等样的“资产阶级”？是《草木篇》，是诗哩。看看这诗“毒”在哪儿？从头看到尾，从尾再看到头，颠来倒去，我挠开了后脑勺。我怎地竟看不出像批判文章指出的那“毒”来？我正自愧认识水平不高，猛地心里一震，想起了我画的那些讽刺“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漫画。如果说《草木篇》有毒，我的那些漫画呢？写诗的能打成右派，画漫画的呢？别慌！别慌！且往下看。看看这流沙河是何等样的老资产阶级。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的娘啊，他不大不小，正好跟我同岁。我赶忙把这张报纸叠巴叠巴藏了起来。
就从这时起，本是遥远得不沾边儿的“右派帽子”，突然悬在了头顶上。越想越怕，越怕越想。万一真的有那么一天，还想当画家哩，玩儿完了！这一辈子可长着哩，怎么办哪？
饭不香了，觉也睡不着了，可还得在人前强颜欢笑，装得没有那回事儿。可内心里却开着锅，火烧火燎，恨得只想扇自己两巴掌：谁叫你鬼迷心窍响应号召画那劳什子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漫画？你竟是我的勾命鬼。你先让我尝了甜头，然后又把我陷在坑里，恨死你了。再说，你吃饱了撑的，你“鸣”的什么“放”！这可好，让人家记者给登在《河北日报》上，白纸黑字，板上钉钉。
你猜猜我此时的心态？我告诉你吧。我越思摸越觉得和流沙河一模一样，可越觉得一模一样，越怕和他一模一样，越想把他推得离我更远些。人们不是说“同病相怜”么，不，这时的我正相反，是同病相斥。
我最怕的是流沙河被打成“右派”，是因为那首诗。我最希望的是流沙河被打成“右派”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忽地又从报纸上看到了流沙河的消息，他家竟是大地主。我松了一口气。我家是富农。富农和地主差着一个档次哩。地、富、反、坏，他是第一，我是第二哩。我终于找到了我们的不同点。可这个不同点微乎其微，自己都觉得仅是泥佛和土佛，差别不大。我真盼着流沙河有个人命案子才好哩。
我和流沙河先生缘悭一面，他再也没想到，我们曾一度竟是“张三感冒，李四打喷嚏”哩。
闻：那时的你，真令人啼笑皆非。可在啼笑皆非的背后，也让我感到了恐惧。
韩：精神压力，无处不在。我再说说老刘。老刘已作古多年了，我不想说出他的名字，因为这不是什么光明磊落的事。
有一天，下班后一起回家的路上，他突然冒出一句，小声地冲着我的耳朵说：“韩羽，你的那几幅漫画……”只这半句，不往下说了。就这半句，我也完全了然了。我像被扎了一针。人怕揭短，何况这不仅是“短”，是要命哩。你既然“哪把壶不开提哪把”，我也给你来个“哪把壶不开提哪把”。我精心安排了个我俩单独在一起的机会，像是无意间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老刘，你说的‘人事处就是本机关单位里的派出所’，这话千万可不要对别人说了。”我瞅着他的脸色，倏地白了。我心中暗喜，终于报了这“一箭之仇”。
其实，我们两个最投脾气，老刘，老实本分，胆小怕事，我把他从来都看成忠厚的老哥。可是他为什么突然冒出那么一句，还惹得我向他报“一箭之仇”？若说他是有意搞我，我一百个不信。我思摸来思摸去，明白了。他是“以攻为守”。意思是：运动越来越深入了，以后开会发言，你韩羽不要冲着我来。我先给你提个醒：我也抓着你的小辫子哩。到底老刘长我几岁，能防患于未然。当我明白了老刘，我忽地成熟起来了。你看，那时就连好朋友，都彼此相互提防着，人学精了，人也坏了。
闻：看来，人可以改造环境，环境更可以改造人。
韩：后来“流沙河”淡化了，因为有了小冯。流沙河远在四川，小冯近在河北。曾同过事（后来调外单位），而且年龄比我还小哩，也是“右派”了。我这回算是瞎子害眼，没好了。撒手闭眼，走到哪儿算哪儿了。
我们画报社和文联、文化局在一个院子里。随着“反右”运动的深入，一忽儿听到东边猛地一嗓子：“快交代！”一忽儿听到西边猛地一嗓子：“不要耍死狗，快说！”四面楚歌。我们画报社夹在中间，你想是啥滋味？如坐针毡。只要那边一吼，我心里就扑通一声。画报社直到这时还没抓出“右派”来哩，人家别的部门都进入批斗阶段了，我们还没动静哩。领导急，我们也急。领导急着只要抓出“右派”，不管是谁。我们群众也急着只要抓出“右派”，可千万不要是“我”。
领导更沉不住气了，不迭声地催促：“难道咱画报社一点问题都没有么？大家一点缺点都没有么？发言啊！”可大家伙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谁都不吭一声。就这样一个时辰一个时辰地熬。
领导走投无路了，只好放弃“民主”，来“集中”了。说：“有的同志，说我们下乡深入生活是‘赶鸭子’，大家可以谈谈嘛！”好家伙，冲我来了。大家都知道，这句话是我的“名言”。
这时，你猜我怎么样？我像《三侠剑》里的“棍扫群雄”的蒋伯芳，给逼到了绝处，也就豁出来了。我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两眼扫了这个扫那个（好在也就七八个人），谁第一个跳出来不客气，我就对他不客气。上面我不是和你谈过老刘那件事么，这时真的显出它的灵验了。谁也不吭声，领导也没了辙，大家继续大眼瞪小眼。
好险，俗话说“惊弓之鸟、漏网之鱼”，你说我此时像不像“漏网之鱼”？直到给“右派”平反之后，我才敢开玩笑说：我没被打成右派，是我福大命大造化大。这话我才不信哩，这个谜，我思摸了多年，若说是领导保护了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他还想把我往里推哩。我思摸的结果是我的“缺点”助了一臂之力，把我解救了。平常时，有人背后叫我“刺儿头”，何叫“刺儿头”？“刺儿头”就是满头带刺，不好惹。可话又说回来，你如果不招惹我，怎地知道我不好惹？我没少吃了它的亏；也没少沾了它的光。说吃亏，是年年为了它写检查；说沾光，是很少受人欺侮。凡事有利必有弊，有弊必有利。这一回，我沾了它一个大光。你想，在会上，领导已经暗示了，大伙为何还不吭声？大伙就那么爱护我？才不哩，巴不得我成了“右派”哩（按指标，画报社抓出一个“右派”就够了）。我成了“右派”，大伙也就不必天天坐在这儿提心吊胆为自己担心了。这是其一。还有其二，你想，谁平常里说话，就百分之百的正确，没个漏儿？没个小辫子？谁又不知我嘴不饶人？在这种情况下发言，可不是开茶话会，傻子才第一个打头阵哩。人人心怀鬼胎，领导的暗示，泡了汤了。过了这村没这店了。领导不好再作第二次“暗示”了。再说，八成是领导也自忖着自己有小辫子。狗逼急了跳墙，给咬一口怎么办？就这么着，我过了这道坎儿。我还要说明一点，就凭我这个样儿，假如换成别的单位，兴许更倒霉，更在劫难逃。在此是福，在彼是祸。世上任何人和事，都有它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