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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逼上梁山”的文学革命
作者：张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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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５年，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个人站出来，向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叫板，喊出“文学革命”的主张，这便是徽州青年胡适，这一年，他只有２４岁。胡适登高而招，顺风而呼，破千年之积弊，开文学革命之先河，功在当代，惠及子孙。这里，必须要记住他的好友、留美学生梅光迪，正是此人不依不饶的批评乃至谩污，将胡适“逼上梁山”，才有了揭橥文学革命的历史一幕。
一张传单
胡适生来不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好汉，虽然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革命”一词是那么具有刺激和诱惑的作用，可是他从不为之所感，相反却是温良恭俭让，凡事主张和平与改良。那么，如此青年又为什么会离经叛道，颠覆旧的文化理念，走到传统文化的对立面呢？其间既有其文化知识储备的必然，也有事件发展的偶然。这种偶然便来自社会改革的热心人钟文鳌。钟在华盛顿的清华学生监督处工作，每月都要将留美学生的月票邮寄给各地的学生。钟乘便印了许多小传单，在每件月票的信封内夹放一张，分别邮寄给每个留学生。传单的内容各不一样，大凡写的都是“不满二十五岁不娶妻”；“废除汉字，取用字母”；“多种树，种树有益”等等。
每月到固定的日子，留学生们都在翘首企盼月票的邮件，可是，当打开信封时，总会看到这种花花绿绿的传单。这些走出国门的天之骄子，还要听钟文鳌这样的人说教，心中好不耐烦，他们大多抽出支票，便将小传单投进废纸篓。一天，胡适又接到一张传单，内容是“欲求教育普及，非有字母拼音不可”。胡适早就厌烦了，暗暗决定教训教训这种“强加于人”、“滥用职权”的人。他立即写了封回信批评说：“你们这种不通汉文的人，不配谈改良中国文字的问题。你要谈这个问题，必须先费几年功夫，把汉文弄通了，那时你才有资格谈汉字是不是应该废除。”
信发出后，胡适非常不安，觉得做得过于霸道鲁莽，严重地伤害一个人的社会改革的自尊心，这是很不应该的。他想挽回所造成的影响，几乎每天都在等待着钟文鳌的复信，可是，自此往后，既看不到传单，更等不到复信，越是这样便越是懊恼。及至到了晚年，他在《口述自传》中谈及此事，还是那样的负有内疚感：
这张小字条寄出之后，我心中又甚为懊悔。觉得我不应该对这位和善而又有心改革中国社会风俗和语言文字的人这样不礼貌。所以我也就时时在朋友的面前自我谴责，并想在（文字改革）这方面尽点力。我说假如我们认为钟君那样的人不够资格谈这类问题，那我们这些够资格的人实在应该在这方面用点功，把那些可行和不可行的问题都提出来检讨检讨！
恰当此年，美国东部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一个“文学与科学研究部”，胡适被推选为文学股委员，负责年会分组讨论的论题。于是，他有机会用心用功研究、检讨语言文字的问题。他和同期留学的赵元任商量，决定本年度文学组的论题为：“中国文字的问题”。赵元任所作论文是《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他所作的论文是《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还是在私塾读书时，他便备感古文与日用语言的脱节、背离之苦，这种痛苦感深植于心，时时都在折磨他，那种求新求变的信念，也无时无刻不在伺机显现。这一天终于等来了，１９１５年夏，他在留学生年会上宣读所作的论文，首次提出古文之弊，他设问：“汉字究竟可为传授教育之利器否？”此言一出，闻者哗然，难道中国人不正是借助汉字，创造了令世界叹为观止的华夏文明吗？
他接着说：汉字之所以不易普及，不在于它的自身，而是它的教授的方法。因为，“汉字乃半死之文字，不当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他将汉字与世界古今字进行比较，指出，文字有死文字、半死文字、活文字的区别。希腊文、拉丁文和非日用的语言，都是死文字；英文、法文和中国白话文，都是活文字；“半死文字者，以其中尚有日用之分子在也。如犬字是已死之文字，狗字是活字，乘马是死语，骑马是活语。”旧有的教授方法，以为熟读背诵，可得其窍，其实是费时费力，误人子弟。显而易见，中国人学自己的文字，如若是死文字，那么，与学外国文字无任何差别，读过之后，还要将死文字译为活文字，变成白话语言，这是一件多么愚蠢而又麻烦的事，所以，死文字不可为传授教育之利器。
他还说，文言文从来没有标点符号，一篇文章，密密麻麻，乌黑一片，从头到尾，屏气阅读，不知可在何处换气。所以，这种死文字“不易普及；而文法之不讲，亦未始不由于此，今当力求采用一种规定符号，以求文法之明显易解，及其意义之确定不易”。他为此写有《论句读及文字符号》，推行１０种标点符号。这些便是他所倡导“文学革命”的滥觞。他将古文与希腊文、拉丁文相类比，以催人猛醒，不能再在旧有的文明中沉湎、陶醉，而应创造新的文明，像当代法、英、意、德文那样，在流行的口语中创立活文字。
此时，胡适还只是在文字上琢磨思考，认为钟文鳌精神可嘉，中国文字确实到了改良的时候，但是，他又觉得“字母的文字不是容易实行的”，“还没有想到白话可以替代文言”，所以，他只是提出一些教授文言的改良方法，诸如：讲解古书、学习字源、研究文法、试用标点符号等。他的一些更为激进的思想的形成，是１９１５年夏天以后的事。
不容坐视
梅光迪，字迪生、觐庄，安徽宣城人，清初大学者梅文鼎之后裔。少年丧父，以１２岁应童子试。当时，他和胡适都在上海读书，胡适就读于上海中国公学，梅光迪就读于震旦公学。梅光迪与胡适的宗兄胡绍庭同舍同学，胡绍庭常夸奖其宗弟“负异才，能文章”，梅光迪由此对胡适留下极深的印象。１９０９年秋，胡适前来看望胡绍庭，遂与梅光迪相识。两个文学青年一见如故，促膝谈心，遂成为志趣相同的朋友。１９１０年夏，他们同船赴京参加庚款留美的考试，发榜时，胡适入选而梅光迪落榜。次年，梅光迪再试，终于考取清华官费生。胡适在康乃尔大学，梅光迪在西北大学。
梅光迪极为关注胡适在美国所发表的文章、讲演和相关的社交活动，并且赞叹道：“幸有适之时时登台，发彼聋聩，彼亦当不谓秦无人矣。”他由衷地佩服胡适的才华，称之为“东方托尔斯泰”、“稼轩、同甫之流”，甚至怀有良好预期：“他日在世界学人中占有一位置，为祖国吐气”，“将来在吾国文学上开一新局面”。
１９１５年夏，梅光迪由西北大学毕业，往哈佛大学从师文学批评家白璧德，转学前来到康乃尔大学所在地绮色佳，同胡适、任叔永、杨杏佛等留学生朋友们共度暑假。他们一起讨论中国文学的问题，胡适回忆说：“这一班人中，最守旧的是梅觐庄，他绝对不承认中国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学。他越驳越守旧，我倒渐渐变得更激烈了。我那时常提到中国文学必须经过一场革命。”９月１７日，梅光迪就要离开绮色佳往哈佛大学，胡适作《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长诗，诗中有着十分大胆的宣言：“梅生梅生勿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人提出“文学革命”的主张，可谓一鸣惊人，无出其右者。大多数留学生认为此论匪夷所思，简直就是荒诞不经的奇谈怪论。
这时，梅光迪刚到哈佛，诸事缠身，没有及时作出反应。他们的好友任叔永倒沉不住气了，写了一首赠诗，将外国人名连缀起来，嘲笑胡适的文学革命：
牛敦爱迭孙，培根客尔文。
索虏与霍桑，烟士披里纯。
鞭笞一车鬼，为君生琼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