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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腾蛟受审记
作者：沈国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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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市机关的一个家属大院里，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老人，早晨总爱在绿茵中散步，有时打打太极拳。听院里其他的老人们说，他最关心每天中央电视台的体育节目，特别是足球比赛，那是每场必看，看到中国队赢了球，他就会站起来鼓掌。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个“离休”了的“将军”，可是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老人就是刑满释放的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江腾蛟。
比起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其他９名主犯来讲，江腾蛟人们知道的很少，因此也就带有某种神秘性。最近，在采访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王文正大法官时，他向笔者谈了江腾蛟在审判前后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
江腾蛟交待：叶群指使他查抄上海文艺界
知名人士的家
湖北省红安县过去叫黄安县，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历史的老区，为了共和国的诞生，这里的父老乡亲曾献出自己最优秀的儿女。共和国成立后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官实行授衔时，这个县里一共出了２２３名将军；１９２０年出生在该县江家湾一户农民家庭的江腾蛟，就是其中的一员。他３８岁时授予少将军衔，被称为当时最年轻的将军。三年困难时期，在某军区任职的江腾蛟曾经千方百计地救济过家乡的父老乡亲，家乡的人们也曾以他为自豪。
可是，正是这样一个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人，在个人权力欲望的驱使下，却成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１日，第二审判庭开庭审问江腾蛟。
审判员高斌宣布：“本庭今天调查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第三十五条指控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１９６６年１０月搜查上海文艺界人士家的犯罪事实。”
高斌接着问道：“被告人江腾蛟，１９６６年月１０月你在上海组织人搜查了什么人的家？”
江腾蛟答：“搜查了郑君里、顾而已、陈鲤庭、赵丹和童芷苓５个人的家。”
问：“是谁指使你搜查的？”
答：“叶群。”
问：“她在什么地方给你布置的这个任务？”
答：“在钓鱼台。”
问：“谁通知你到北京接受这个任务的？”
答：“吴法宪。”
江腾蛟的表现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和陈伯达不同，更不象以后出庭的江青；他有问必答，同时比较干脆。
为了证实他的回答，法庭宣读了吴法宪在１９８０年７月１日的供词：“１９６６年１０月有一天晚上，叶群要我打电话，叫江腾蛟到北京来一趟。到北京后直接到叶群家去，她要当面和江（腾蛟）谈上海的事情，我当即打电话转告江腾蛟。”
宣读完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江腾蛟纠正吴法宪的供词说：“不对，我不是直接到叶群家，是晚上吴法宪到招待所接我，他陪我一块到钓鱼台的。”
法庭接着审问：“你到北京以后，叶群怎么给你具体交代任务的？”
答：“叶群跟我讲，江青１９５８年有一封信落到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上，需要把这封信收回来，但是不知道在谁手里，你可以组织一些人，趁这个混乱机会，以红卫兵名义去搜查郑君里、顾而已、陈鲤庭、赵丹、童芷苓５个人的家，凡是书信、信件、日记、笔记这些东西统统拿来。她说这个事情要绝对保密……为了保密起见，把这５个人编成代号，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就是郑君里老大，童芷苓老五，老二老三老四这样编成代号的，这都是叶群的原话。第二天我就回了上海了。”
问：“到底要搜查江青什么时候的信？”
答：“１９５８年，我记得很清楚。”
问：“你接受这个任务以后，回到上海怎么具体策划搜查的？”
答：“回到上海以后，我马上组织了几个人，有张彪（驻沪空军部队文化处处长）、袭著显（驻沪空军组织处处长）、陶崇义（驻沪空军保卫处处长）、刘世英（驻沪空军秘书处处长），可能还有蒋国璋（驻沪空军军务处副处长）。我把叶群讲的这些原话都传达给他们听了。以后就马上分工，叫张彪负责侦察了解这５个人的住址、里弄、门牌号码。袭著显组织军直部队的干部子弟，如果人不够的话，就从空军警卫排人员里面抽一部分人，把领章、帽徽拿下来。顾而已住在巨鹿路空军招待所的对面，左右住的警备区干部，所以感觉到这一家不好搜，一搜就暴露了。我确定这一家暂时不搜，就搜了其他４家。”
不知道江腾蛟是真的记错了，还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行，据王文正在秦城监狱参加预审所看到的材料和了解的情况，顾而已并非住在巨鹿路，住在此处的是电影界的另一个名人于伶。江腾蛟在当天晚上指使人查抄的不是４家，而是５家。
其实，为了掩人耳目，江腾蛟开始定的是７家，在原来５家的基础上加了于伶、周信芳两家，只是在指派张彪去侦察地形时，发现于伶家离行动地点太近，怕引起怀疑；而周信芳因为主演过有关海瑞的京戏，家里早已被抄过多次，再无任何“油水”，才逃脱了这次劫难。
很快，在远离市区东北角的新华一屯，出现了一群神秘的年轻人，一共有４０多个，有男有女，他们穿着各色的服装，每天在这里进行训练——这是林彪在上海的一个秘密据点，林立果在上海时常住这里，是后来林彪死党王维国秘密训练“教导队”的地方。
在这５家中，重点是被他们定为“老大”的郑君里。
法庭上宣读的空４军文化处处长张彪在１９８０年９月１８日的证词说：“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日，江腾蛟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吴（法宪）司令打电话来，有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现在先请你把几个人的地址帮助查找一下，他说了周信芳、童芷苓、赵丹……郑君里、陈鲤庭、顾而已、于伶。都找到（地址）后，我到招待所８６９号江腾蛟住的房间里，已看见有袭著显、刘世英、郭永成、蒋国璋、陶崇义、杨启良在场……并规定了代号。江腾蛟说，一、二号最为重要，一号郑君里，由刘世英负责。二号赵丹，由袭著显负责。三号陈鲤庭，由张彪负责。四号童芷苓，由陶崇义负责。五号顾而已，由杨启良负责……周信芳家里已被上海文艺界革命群众抄家多次，并有京剧院红卫兵驻守，我们前往查抄会引起冲突；于伶久病在家，又住在巨鹿路招待所斜对面，一抄就会暴露。”
“江腾蛟还搞了一些规定……一、这次去抄家是革命行动，要注意政策，只要书信、日记、笔记本、照片等物，其他钱财、金银、存款等一概不动；二、拿走的东西都以红卫兵名义打收条；三、带队的负责人可以暗藏手枪，但绝对不准动用、开枪；四、临行动时，将卡车牌照用纸糊上；五、对警卫排战士和干部子女说是空军有一份设计蓝图或绝密文件，丢失在这些人家里，不抄回来就泄露了国家重大机密。经过五六天的密谋策划……他说就在今天晚上行动，出发地点在郊区的新华一屯，较为隐蔽，出发前跟大家讲一讲，你们也要戴口罩，以免被人察觉……我们一共抄了四麻袋零一包东西。”
接着，法庭出示投影和宣读上海市委办公厅１９６６年月１０月２０日《文化大革命动态》第９９期。
那时，以陈丕显为首的上海市委虽然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工作还在正常进行。这份简报称：“１０月９日凌晨，黄宗英、赵丹、郑君里、童芷苓、陈鲤庭、顾而已等人，几乎都在同一时间被一些不知名的红卫兵抄了家，这些人在抄家时特点是，只搜文件文物，不抄其他，行动秘密……”
法庭宣读了顾而已妻子林佩玲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４日的证词：“我丈夫顾而已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在３０年代曾与江青共事过，知道她的一些老底……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们便遭到反复的冲击，抄家次数多达１７次。但其中一次显得较为奇怪，这是１９６６年国庆节后的一天，当夜１点左右，突然闯进来２０多个人，大多数都是戴着军帽和大口罩的青年……为首的一个是３０多岁，方脸，黑皮肤，穿着卡其军便服……家里所有的信件、纸条、笔记本、簿子等等……凡是纸片都拿去了，还有点照片和底片也被拿走，其他东西一点儿也没有动。他们这次抄家的动作敏捷、熟练，象一支经过训练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