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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曦与湘鄂西苏区“肃反”
作者：何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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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革命时期，由于受“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影响，全国各个根据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肃反”。规模比较大的有中央苏区的肃“ＡＢ团”运动、鄂豫皖根据地的“肃反”运动、闽西苏区的肃“社会民主党”运动、湘鄂西苏区的“肃反”运动、赣东北苏区的“肃反”运动、陕北根据地的“肃反”运动等等。湘鄂西苏区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大苏区之一，在各个苏区的“肃反”运动中，“湘鄂西是搞得最‘左’、损失最惨重的一个”（贺龙语）。湘鄂西苏区的“肃反”，既包括湘鄂西苏区地方上的“肃反”，也包括湘鄂西主力部队红３军中的“肃反”。
夏曦大权独揽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统治下的党中央向各根据地派遣了中央代表，负责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改造各根据地的党组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夏曦被中央任命为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湘鄂西苏区的“肃反”，之所以能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给湘鄂西党和人民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是与夏曦到达湘鄂西后所犯的严重“左”的错误密不可分的。
夏曦是湖南新民学会的成员，１９２１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二大”的候补中央委员，曾任中共湖南区委员会委员。在党的五大上，夏曦被选为中央委员，后接替李维汉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１９３１年３月，夏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
夏曦不是湘鄂西苏区第一个搞“肃反”的人。在夏曦来到湘鄂西苏区前，湘鄂西特委书记兼红３军政治委员邓中夏执行“左”的路线，在苏区搞“肃反”，就错杀了不少人。
３月１５日，夏曦抵达湘鄂西苏区。２７日，以夏曦为书记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监利县正式宣布成立。５月，湘鄂西省军委主席团成立，由贺龙、万涛、夏曦３人组成，夏曦任主席。同年１１月中革军委成立，夏曦任中革军委湘鄂西分会主席。６月２４日，成立了湘鄂西临时省委，崔琪、万涛、彭玉之、杨光华等为常委，崔琪为省委书记。但崔琪不久即赴上海治病，缺乏经验和威信的杨光华代理省委书记，后正式任省委书记。万涛接替邓中夏出任红３军前委书记兼政委。湘鄂西省委给邓中夏以“最严重警告”，撤销了他党内外一切职务。
初到湘鄂西的夏曦在反“围剿”、苏维埃政权建设、游击队以及发展经济文化等方面，作了许多的工作。但他在“反立三路线”和“拥护国际路线”的口号下，不作调查研究，就武断地否定了湘鄂西党、苏维埃和红军在长期斗争中所取得的成绩，提出“彻底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指责周逸群、贺龙为首的湘鄂西的党是“随从党”、“反共产国际”的党，实行的是“右倾不斗争的上山、逃跑”主义。
夏曦掀起反富农斗争，重新分配一切土地。５月中旬，夏曦主持湘鄂西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决定以监利为中心开始彻底平分土地的工作。各地在实际执行不仅将富农的财产加以没收，还没收了一部分富裕中农的土地和财产，打击了中小商人，从经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扩大了对立面，孤立了自己，造成了严重影响。
贺龙、段德昌等人坚决反对这些错误做法，与夏曦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为了控制军队和排挤贺龙对红军的领导，夏曦以省委名义作出决定，取消了军、师指挥机关，将红３军改编为５个大团，受军委分会直接指挥。
在１９３２年１月的湘鄂西省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激烈反对夏曦错误做法的万涛、省委巡视员潘家辰等人受到打击，中央代表关向应传达了临时中央对万涛、潘家辰等人的严厉批评和支持夏曦的决定。夏曦的地位得到巩固，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开始在湘鄂西全面推行。随着以夏曦为首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推行政治上的“左”倾错误路线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一大批不同意、怀疑、反对错误路线的苏区党和红军的干部，遭到了无情打击和迫害。
夏曦大搞“火线肃反”
７月，夏曦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无中生有地称“改组派在苏区内颇活动”，他推行宗派主义干部政策，将党内不同意见和“改组派”联系起来。为了进行“肃反”，夏曦和以他为首的肃反委员会，各级肃反委员会和政治保卫局，凌驾于党委之上，只要夏曦、杨光华等分局个别领导人同意，就可以捕人、杀人甚至捕杀高级干部。
湘鄂西苏区第一次“肃反”（反“改组派”斗争）开始于１９３２年５月，先从地方开始，尔后波及到红３军。先是湖北天汉县委军事部副部长杨国茂被敌营长张锡侯诬供，夏曦、杨光华即武断地认为杨国茂是“改组派”而将其处决。接着进行逼供讯，捕获了众多的“改组派”分子，不到两个月便“破获全苏区的整个反革命组织”。在湘鄂西党政军各级负责人中，“十分之九是改组派”，仅省委常委中，就有“反革命”两人，另一个人值得怀疑。夏曦等人诬陷湘鄂西各级党组织是“假共产党之名的反革命团体”，因而先后解散了一批县委。
不久，“肃反”波及到了红３军，被夏曦认为是“重要反革命分子”的团以上干部有２８人。红８师的特务队长因违反纪律，杀鸡宰牛吃，在受审讯时承认自己是“改组派”。翌日，红８师参谋长胡慎己就被逮捕，尔后被杀。文家墩战斗结束后，夏曦逮捕了红３军参谋长兼红７师师长孙德清和红７师政治部主任孙之涛（一说为孙子涛）。
尽管“肃反”工作已经扩大化，但是临时中央还不满意，认为“两条路线的斗争还非常不够”，这使湘鄂西苏区的“肃反”愈演愈烈。夏曦此后更加专断，往往是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说了算，把对临时中央和对自己有意见的人视为“反国际”、“反中央”、“反中央分局”，加以“改组派”第三党”等罪名。
据湘鄂西中央分局１９３４年９月１５日向中央的报告，在第一次反“改组派”斗争中，湘鄂西苏区党政军各级干部被捕的达“千余人”，“处死刑者百数十人”。而实际上被杀的人远不止这个数字。贺龙回忆：“夏曦白天捉人，夜里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即使在战斗最激烈时依旧搞‘火线肃反’。……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只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下来的几个女同志，只是因为那时杀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
在第一次“肃反”中，夏曦杀害的湘鄂西苏区和红３军的高级干部众多。他们之中有湘鄂西苏区和红军创建人之一、曾任红３军前委书记兼红３军政委的万涛，湘鄂西省委委员、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按：周小康大搞“肃反”扩大化，在湘鄂边杀害了许多无辜的干部，但最后还是被夏曦、杨光华杀掉），省委委员、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视员尉士筠，宜昌特委书记张宗理，湘鄂西苏维埃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党校校长侯蔚文，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刘革非，苏维埃党团书记彭之玉，省委巡视员潘家辰，湘鄂西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等等。在红３军中被捕杀的干部有红３军参谋长兼第７师师长孙德清，红６军创始人之一、红８师师长段玉林等（参见贺彪著的《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
因严厉的刑讯逼供，省委巡视员潘家辰的右手被打断，但他至死不承认自己是“改组派”，并大声喊叫着要他们拿刀来，剖开他的胸膛，把他的心拿出来，看看是黑的还是红的。红９师政治部主任戴君实在被打昏后指认了名单上的人，他对湘鄂西省委代理宣传部长庄东晓说：“但愿早死，请您为我们昭雪吧！”（庄东晓：《历史教训要讲清楚》）已经壮烈牺牲的湘鄂西苏区主要创始人周逸群，也被夏曦诬为“改组派首领”。第一次“肃反”结束后，１２月１９日，省委书记杨光华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还胡说什么周逸群还没有死，秘密会见过蒋介石，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