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那个倒霉的夏天
作者：何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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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１９６６年的夏天初来时，我并没有感到什么异常，街边绿树带来的阴凉和往年是一样的。那时我１６岁，在天津市第三十四中学念初二。学校地处原英租界繁华之地，与劝业场、渤海大楼这些带有城市标志的商场、建筑相邻。校舍是当年民国总统曹锟的公馆，楼台殿阁花园长廊一应俱全气派非凡。我非常喜欢这个学校，校园里有许多幽静之处，是我和好朋友聚在一起讲故事的地方。尽管临近期末考试，但我不忙，我从小念书就没费过劲，成绩一直很好。
我家住黄家花园（地名），与学校相隔一条小河。小河叫墙子河，河岸树林茂密，河水不很清，有鱼虫，我常去捞，捞回喂热带鱼。那一阵养热带鱼成风，我养了两缸，有几百条，太名贵的少，但都很好看。热带鱼与金鱼不同，热带鱼繁殖快，一种叫孔雀的鱼，一次就下几十条。我家那时挺热闹，三层洋楼里我们住在二层，楼里顶数我家人来人往最多。我父亲在渤海无线电厂工作，是七级半钳工（本评八级，他让了半级），他的手很巧。中国第一台电视机就是这厂出的，父亲当时是新产品试制小组组长，在厂里很有些名气。我母亲在家操持家务，带孩子。我有５个姐姐，大姐大姐夫在和平区委工作；二姐原在市委后调市文化局，二姐夫在市委；三姐三姐夫在天津工学院；四姐在服装厂，四姐夫在市博物馆；五姐在技校住校读书。每到星期天他们都回来，加上孩子，说说笑笑的让邻居羡慕不已。尤其是我三姐夫，知识分子好面，每次来都不空手，一定要拎着大活鱼等稀罕东西，很是乍眼。这时家里还常住着两个姐姐的孩子，归我领导。故此，数年后我上山下乡，当其他一些同学还象孩子似的打架时，而我己经去给公社给县知青办写材料，俨然像个成年人，有同学就奇怪，说他怎么不像是个“老小”？我不去解释，但我心里明白，原因就在于从小我就以“辈大”自居。老舅，是我在家里的专称，我必须做当舅舅应该做的事，尽管我比我的外甥外甥女们没大几岁。还有就是，由于同辈只有我一个男孩，父母很早就把我当大人使用，我也清楚自己的份量。比如家中的许多事，都需要我骑着车子去各单位向姐姐转达。进市委大楼、区委大院，我都不怵头，而且门清。
可以看出，这在当时是一个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家庭。在政治上，已有５名中共党员，还有共青团员。在经济上，收入也不错，我经常拎着暖壶去打散啤酒，买杂样（熟肉一种），还给母亲去买糟子糕（今统称蛋糕）。母亲牙不好，要吃软的食品。如果六六年这个夏季还能和往常一样，我们的前景和身边许多人是相同的：老人健康，中年人事业有成，学生和孩子们顺利成长。何况那时国家的经济也出现了很好的局面，市场渐渐繁荣，低指标时缺少的物品也不那么缺了。人们已经能买到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了。我们也能看到像《兵临城下》这样有滋有味的电影了。
但这个夏天太可怕了，骄阳下的世界突然就变得疯狂，人们心中所有的良好愿望都被打乱打碎了。而年少的我，一开始只有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具体说来，就在期末复习开始后不几天，下午突然就停课开全校大会。我们初二在学校属于低年级，看着比我们高一头的高中生在台上慷慨激昂的轮番发言，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渐渐的，那些人不再像往日的学生了，却有点像我们学校旁精神病院的病人。可怕的是并没有穿白大褂的人管他们，我想他们肯定要干出些吓人的事来。
斜阳变得火辣火辣，发言变得声嘶力竭。我站在队伍中感到心里发紧，就有些害怕，忽然就见台上有人喊打倒谁谁谁的口号。我们都得跟着举了手，但嘴里却喊不出来，因为这个人不是很受我们尊重的女校长吗？她可是个有名的人，她的爱人是市教育局局长，叫王金鼎。听说都是老革命，怎么说打倒就打倒呢？人家怎么啦？
夏日的傍晚变得愈发闷热，操场上的气氛已经爆炸了，终于，女校长被押上台，脖子上挂着大纸牌。几个高中生使劲捺她的头，还有人拿来剪子乱剪她的头发，往她脸上身上倒黑墨汁。我闭眼，不忍看下去，我大姐与她相认。前不久我大姐从区委派下去，当了一个小学的校长，而她是中学校长。我大姐这会儿会怎么样？我感觉到不对劲了，但我又不能离开。趁着上厕所，我钻进水房旁的淋浴室，那里黑黑的。我锁上门，脱了背心短裤，用凉水狠狠地冲了一阵。等到出来，队伍已经出发。前去的地方是市委，街道上人山人海，喊的口号是毛主席万岁，打倒的是王金鼎。如果我记得不错，天津文革第一个被开刀的人，就是王金鼎。随后又说他是市委丢卒保车舍弃的人物，总之王是天津领导干部中最命苦的人。
那个夜晚注定是疯狂无度的。法律、人格、秩序、道德在那时全部被冲到九霄云外，共和国的稳定基石从那一刻被狠狠的摇动了。虽然我不知道“运动”在其他地方是什么样，但我能感觉出来：乱了，全乱了。黑压压人流先聚到天津市委门前，那个原先有军人站岗的大门四敞大开，全无庄重肃穆的景像。队伍随后又转到法国大教堂前。大教堂有３个硕大的圆顶，上有３个大十字架。教堂正对的街道叫滨江道，是一条很繁华的商贸街。教堂旁的小街，是买卖蛐蛐的地方，以往我常去。去前找个小罐，打好泥底，买了用报纸卷个小筒拿回去养。养一阵就找对手咬，咬赢了就封它大将军。去买蛐蛐时，常见有人进教堂“念经”。念经本是庙里事，但小时不知道那是“礼拜”，见他们那里又念又唱，就称念经。那夜里，天知道一些学生是怎么爬上去的，总之是有人上到圆顶上，把十字拆成了“１”字……
应该是半夜了，队伍总算解散了。我回到家里。父母都没睡，等着。看我简单吃了点东西，父亲说也不知你二姐家怎样了。我明白是什么意思，起身就走。二姐家住在小白楼，那原是俄租界，最有名的起士林餐厅，与二姐家的楼隔街相望。从黄家花园到小白楼，如果坐公交车有三站地，走近道，沿着墙子河堤走，大约也得２０分钟。太晚了没车了，我走河堤，河堤上尽是树，夜风吹动有点吓人，但心急也就顾不上许多了。二姐家的楼道没有灯，她家住四楼。我摸黑上去，敲门没人。没有办法，我再去市委找我二姐夫。市委大楼的大厅里到处是碎报纸和纸片，却不见有人。我又去文化局，那的大门紧闭……那一夜，我母亲使劲抽烟，叹气说：完啦，像咱老家闹胡子一般。父亲血压高头痛，用凉毛巾冰着头一声不吭。我好像在那一瞬间就全明白了，这场运动恐怕要弄得我们不得安宁了。
母亲说闹胡子，就是闹土匪，这是东北话。我的老家在辽宁盖平，现在叫盖州市。不知从哪一代开始，老家的男孩都要从小出去“住地方”，即去商号当店员。我父亲１５岁去大连，后到四平，前后２０多年在一家叫“益发和”的大买卖里做事。时间长了，人又肯干，职务自然要升迁。在四平时，就当了粮油加工厂的厂长。后来打仗，厂子毁了，他们到天津找东家，就落在了天津，我就出生在天津。父亲来津后失业，日子很是艰难过。随着姐姐陆续参加工作，父亲进了工厂，生活才好转了。但危机还是悄悄的来了，六四年“四清”运动定个人成份，本来给我父定了职员，但父亲当组长时得罪了一个外号叫“大舅”的人，这人进了运动领导小组，结果最后给我父亲定了个“资方代理人”。我父亲不服，一着急，病倒了上不了班，就在家休息。现在文革来了，那成份就是定时炸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爆炸。
当我再去学校时，就发现有些同学胳膊上戴了红袖标，上面写着３个字：红卫兵。这些人本来不出名，说老实话，他们功课也不怎么好，但运动让他们成了学校里的新贵。真是万幸，我所在的班里红卫兵很少，其余大概都不符合“根红苗正”的标准吧。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安慰。我们开始盼望运动快结束，并积极响应复课闹革命的号召。我甚至把课本都找出来自己复习。但很快我就看出，这运动不是一时半会能结束的，再在教室里安安稳稳的上课，看来只能是一种奢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