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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运动片断回忆
作者：王德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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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年下半年，我作为保定一中高二的学生，参加了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开展的“大跃进”运动。当年“大跃进”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如建立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秋收秋种、深翻土地、大炼钢铁、兴修水利、农村红专大学、除“四害”（老鼠、麻雀、蚊子、蝇子）等等。我主要参加了深翻土地和大炼钢铁。
４８年的岁月过去了，那一幕幕“跃进”的情景至今还不时在脑海中映现，挥之不去。
“大跃进”运动４８年再回首
“大跃进”是１９５８年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导下，为盲目追求经济建设高指标而开展的一场全国性运动。对于这场运动，１９８１年６月２７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了这样的结论：“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决议》还指出，毛泽东和党中央从１９５８年１１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１９５９年７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曾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庐山会议后期，错误地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和在全党开展的“反右倾”斗争，“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继了更长时间。”这个结论是公正的，实事求是的。这是我们现在谈“大跃进”应遵循的基点。
还应提及的是，在“大跃进”高潮中，１９５８年８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上，又提出１９５８年全国钢产量翻番，达到１０７０万吨，作为实现“大跃进”的重要步骤和标志。所以，人们后来说到“大跃进”，除了必说“人民公社”外，总得要谈到“大炼钢铁”。
刨 红 薯
１９５８年９月１日保定一中开学后，在“大跃进”的氛围中仅上课一个多月，全校师生即开赴满城县江城公社大搞“深翻土地”。“深翻土地”在当时也称为“运初”。高中二年级师生分配到江城公社李铁庄。
满城县的江城公社在保定市西边，紧邻市区，路途不远。当年保定一中三年制的高中班，从保定市和保定地区２２县招生，面很广，但不招收女生，都是清一色的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当年学校又实行军事编制，称为“钢铁民兵连”，所以高中部一、二、三年级的同学“刚性”十足。动员大会后，大家更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出发那天，写有“保定一中钢铁民兵连”的红旗猎猎前导，同学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肩扛行李卷儿，手提洗脸盆，高唱着军歌：“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嘹亮的歌声从保定南关舢舫头一中，一直唱到满城县江城公社。队伍行至保定西下关火车站，只见对面丁字路口有一座石雕像，一壮汉伸开双臂将一座大山劈开，说明文字是当年全国非常流行的一首诗《我来了》：“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看到这样的雕像，读到这样的诗，同学们个个精神抖擞，干劲倍增。真可谓一路走来一路歌，那歌声回荡在保定市西郊，与正在建设中的西郊八大厂热火潮天的劳动场景融为一体，“大跃进”的气氛相当浓郁。
进村后，师生三五人一组分住在社员家，担水、扫院子，忙个不停。一切安顿好，第二天就下地干活了。
我们进驻李铁庄的任务，主要是“深翻土地”，但此项劳动须待秋收完毕方能进行。当时地里的玉米、谷子已收割完，棉花已摘尽，棉柴已拔，只剩下刨红薯（当地称之为山药）。社员们已给我们把红薯秧子（当地叫山药蔓）割净运走，只待我们尽快刨完红薯，以便深翻土地。
不谦虚地说，刨红薯这样的农活儿，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儿，因在老家农村经常干，可谓驾轻就熟。关键是怎样既刨得快，又刨得好（既不丢落也不伤镐）。在与同学们的劳动比赛中，我创造了“三镐一提一甩”的经验，即瞄准红薯棵，左一镐，右一镐，前一镐，旋即用镐提出红薯墩，落在右脚面上，右脚往右一甩，一墩红薯搞定。这５个动作说起来麻烦，实际上是紧密相连的５个动作在瞬间完成，总共超不过五六秒钟。具体干起来，在求速度快的前提下，必做到稳、准、狠，一镐下去，绝不能犹豫。因为当地种的不是春红薯，而都是麦茬红薯（即麦收后栽的红薯），块儿都不大，干熟练了，基本上不会遗落，也基本没有伤镐（“伤镐”是指把红薯块儿只刨出半截）。我那年２０岁，身体倍儿棒，一连干４个多小时不休息也不觉累，每天干活总把其他同学远远拉在后面。老师曾让我向同学们介绍经验，我就强调这“五步法”必须要快，只能在五六秒钟内完成；如果你用十来秒，进度必然慢一倍。同学们点头称是，此后我们班刨红薯的进度大大加快，受到全校表扬。１９６０年我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语文试题的作文题有两个（任选一个），一是《我在劳动中受到了锻炼》，二是《大跃进中的新事物》。我选了第一题，就是记述的“刨红薯”这件事，入学后得知得的分数还不低。
１９５８年河北省风调雨顺，不旱不涝，是历史上少有的大丰收年。不然，当年８月毛泽东在徐水县视察时，就不会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正因为当年收成好，所以我们在李铁庄可以放开肚皮吃，馒头、红薯管够，白菜汤随便喝。我每顿吃四五个馒头再加五六块红薯，不在话下。二年制高中班有个女同学叫王艮素，一顿能吃七八个馒头，夺“饭量大”之冠，被同学们传为佳话。只是因为刚成立人民公社，许多社员感到反正是大集体了，庄稼收多收少，又不是自个儿家的，再加之男劳力大都上山去大炼钢铁，不少庄稼丢在地里没收好，浪费了许多。
大概是半个多月后，红薯刨完，田野里再没有任何农作物，一马平川，只待深翻土地了。
深翻土地
农民们都知道，种庄稼要深耕细作，这是多年来积累的经验。但深耕“深”到什么程度，是有限度的，不是越深越好。任何农作物都吃“熟”而怕“生”，用科学术语说，就是只有含有腐殖质的土层才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如果土层挖得太深了，农作物根部接触的是翻腾出的没有腐殖质的生土，一定会影响生长；而农作物需要的含有腐殖质的有机肥料（当时还不兴化肥）都施在半尺多深的土层，所以耕地不需要太深，六七寸最多一尺足矣。种庄稼不是栽树，需要挖个大深坑。
可是当年的“大跃进”，好多事情走向极端，主观意志超过了客观规律，在农田耕作上一味强调“深翻”，似乎越深越好。我们这次在李铁庄大搞深翻土地，明确要求最少是两尺，能达到３尺更好。那时许多从农村来的同学虽然在家种过地，但并不懂得科学技术，更何况这又是上边的要求，没有人提出怀疑，个个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铆足劲儿大翻猛翻。你翻两尺，我就翻两尺半；你翻两尺半，我就翻３尺。谁翻得快、翻得深，就叫放了“卫星”。当时二年制高中班的郭登科同学（此公现任《河北法学》杂志主编）就对我说，他们班正在竞赛，比赛一分钟能翻多少下，以多取胜，争放“卫星”。我们年级４个班２００多人，因都是男生，小伙子们年轻气盛，体格又好，翻得最快最多也最深，不时在广播里报出一个个“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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