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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陈铨
作者：沈卫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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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衡派”的新文学作家
陈铨是现代文学史、现代学术思想史上一位具有多方面建树的作家、学者。作为作家，他有诗集、小说、剧本；作为学者，他有中德文学比较的论著、有专门的戏剧理论著作和研究德国现代哲学家的传记、专著。
把陈铨视为“学衡派”成员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他作为《学衡》的作者，在这个杂志上发表过不少文章，属于吴宓所说的“凡为《学衡》杂志做文章者，即为社员，不做文章即不是社员”。二是他作为吴宓１９２５年回清华教书后最得意的３个弟子（陈铨、张荫麟、贺麟）之一。这３个弟子，以后分别在文史哲领域有所建树。贺麟说吴宓的“翻译”课，人数最少时只有他们３人。他参与《学衡》杂志的活动，吴宓在日记中有详细的记录，笔者在《吴宓与〈学衡〉》一书中也曾具体列举出来。从陈铨方面的材料看，他与吴宓最早的结识是在１９２２年南京东南大学的暑期学校。这一年暑假，他和清华同学贺麟、向理润到南京参加两周暑期学校。吴宓为这次暑期学校开设两门课。１９２５年８月２３日《吴宓日记》记有：“学生陈铨，作文驳宓论婚制。晚间招之来谈。清华新派之对宓攻诋，此其开端矣。”这是吴宓的过分敏感，实际情况是他与陈铨日后的师生关系更加密切。
１９５２年，陈铨在为组织上所写的“社会关系”材料的第四部分“师长和认识的人”中，特别提到吴宓。他说：“吴宓，清华时我最亲密的先生。我常去请教他，他许我为天才，尽力提拔我。我做学生时，他介绍我的翻译苏联小说《可可糖》到《大公报》登《国闻周报》，又介绍我的小说《革命的前一幕》给新月书店（后来新月改出《天问》）。因为他的劝告，我学文学。”陈铨这里所说的两部长篇小说《革命的前一幕》、《天问》分别写于１９２７、１９２８年清华读书期间。众多“学衡派”成员中，陈铨是通过创作新文学作品立足文坛的。他也是第一位通过创作新文学作品走出“学衡派”旧体诗词的堡垒的人。他是“学衡派”中的一个异数，也是“学衡派”反新文学力量中的最大的一个变数，是被自己的老师吴宓认可的“学衡派”的反动。
清华大学校史专家黄延复说，陈铨原本是１９２５年间“左右清华文坛的人物”，清华有名的校园文学青年作者。１９２５年９月创刊的《清华文艺》，他是总编辑。１９２５年９—１２月的《清华文艺》４期中，他以“大铨”、“记者”、“涛每”和“编辑”为名共发表文章３８篇。１９２７年的《清华文艺》５期中，仍有多篇文章（包括译文）。文章体裁繁多，有小说、散文、诗歌、译文、批评与介绍、丛谭和编辑后记。
１９２５年，吴宓回清华教书后，陈铨成为《学衡》的作者，因为上吴宓翻译课，他发表的主要是诗歌翻译。《学衡》第４８期有他翻译雪莱的《云吟》，４９期有他和吴宓、张荫麟、贺麟、杨昌龄同时翻译的罗色蒂的《愿君常忆我》，５４期有翻译Ｋｅａｔｓ的《无情女》，５７期有翻译歌德的两首诗。１９２８年１月，吴宓主编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大公报》系的《国闻周报》经常转载《大公报·文学副刊》中吴宓等人撰写的纪念外国作家的文章。同时也刊登吴宓、张荫麟的其他文章，特别是１９２８年第５卷《国闻周报》连载张荫麟翻译的《斯宾格勒之文化论》。陈铨所说的《可可糖》（塔尔索夫—罗季昂诺夫作），连载于《国闻周报》第５卷第８—２０期（１９２８年３月４日—５月２７日），署“涛每译”。陈铨留学德国期间，１９３２年８月２２日《大公报·文学副刊》２４２期，刊登了他的《歌德与中国小说》。此文收入１９３６年出版的《中德文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文本）。
陈铨受吴宓的影响，由为《学衡》翻译诗歌起步，从清华校园走出，经《国闻周报》连载翻译小说的进一步锻炼，尔后携长篇小说登上文坛。这背后推动的是他的老师吴宓。
陈铨与吴宓这种特殊的师生关系，曾引起胡适的不满。１９３７年２月１９、２０日，胡适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写陈铨《中德文学研究》短评，胡适在日记中表示了他对陈铨的意见：“看陈铨的《中德文学研究》，此书甚劣，吴宓的得意学生竟如此不中用！”当然这也是胡适与“学衡派”矛盾的进一步体现。
清晰的一生与沉重的２０年
陈铨，又名陈大铨、陈正心，字涛西，主要笔名有涛每、Ｔ、唐密，１９０３年９月２６日生于四川富顺。１９５２年从同济大学调到南京大学时，他分别填写了简历表，两份表的内容基本一样，格式稍有不同，笔者将二者合而为一，简述如下：
陈铨于１９０９年１月在四川富顺私塾开始接受启蒙教育，随后在富顺县立高小、成都省立第一中学、北京清华学校学习。１９２８年８月—１９３０年７月在美国阿柏林大学英文系、研究院德文系获学士及硕士学位。１９３０年８月—１９３３年７月在德国克尔大学哲学院德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１９３３年８月在德国海岱山大学研究德国文学及哲学。１９３４年２月起先后在武昌武汉大学、北京清华大学、长沙临时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英文、德文及比较文学。１９４２年８月任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审查电影剧本及编导话剧。１９４３年１月在重庆歌剧学校、重庆中央政治学校任教授。期间还于１９４３年５月至１９４４年１２月担任重庆青年书店总编辑，１９４６年８月至１９４８年４月担任上海新闻报资料室主任。１９４６年８月起在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东吴大学、上海江苏省立师范学院、后勤部上海特勤学校、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任教授，教授德文、英文、英国文学、德国文学。１９５０年８月至１９５２年７月在震旦大学兼任教授，教授德文。
这期间的１９３５年２月，他与初级师范学校毕业的邓昭常（１９１０—１９９３）结婚，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生育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分别毕业于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学习理工科，事业有成。女儿为抱养邓家亲戚的，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外文系（今苏州大学），从事英语教学工作。
陈铨小贺麟（１９０２—１９９２）一岁，长冯至（１９０５—１９９３）两岁。留学美国时，他与原清华同学贺麟为同一所学校（后来贺麟转学哈佛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１９３０年转学德国后与新来的冯至分别进入克尔大学和海德堡（海岱山）大学。１９３３年７月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又到冯至读书的海德堡大学从事一年的学术研究。因此比冯至早两年取得学位，早一年回国。作为德文教授和从事中德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学者，他俩后来分别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执教（西南联大时，仍分别属于清华、北大）。冯至和他又先后有过同济大学任教的经历。１９５２年９月，他被调到南京大学外文系，任德文专业教授。１９５７年６月１４日被定为右派分子，离开教学工作岗位，到资料室和图书馆工作。１９６１年９月２５日摘帽。陈铨的女儿陈光琴回忆说：“在南京大学，父亲是最后被划为右派，最早被摘帽的。”
对陈铨为什么被划为右派问题，档案中有１９５７年６月１４日《关于右派分子陈铨的结论》。“陈在鸣放中利用各种机会污蔑和攻击党的领导及党的各项政策”，列有１２项，其中１１项都是针对学校的问题，并无实际的、严重的反党言论，多是无限上纲上线的罗列罪名。第１２项“陈在鸣放中二次向党委提出要挟条件”则都是陈铨的具体问题，如工资、房子、“肃反问题应恢复我的名誉”、“两部德文翻译稿何时可由学校替我介绍出去”——“出版如有问题解决不了，请让我转到复旦工作”。
笔者为此曾向南京大学的老先生请教过，得到的答案是：他是受大右派王造时牵连。他是有历史问题的教授，经过肃反的清理，受到过教育和教训，反右前的鸣放，他并没有什么反党的言论。他早就不是南京大学出头露面的人物了。大右派王造时的事出来后，影响太大，他因与王造时关系密切，最后找些理由把他也划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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