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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争中诞生的电影《青春之歌》
作者：朱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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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电影史上，“国庆十周年献礼片”被誉为一个突起的奇峰，《青春之歌》就是其中佳作之一。它是根据当时已产生巨大社会反响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摄制而成，通过对主人公林道静个人命运变化和思想性格发展的深入刻画，生动再现了从九一八至一二·九这一波澜壮阔的时代大潮中，青年知识分子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拯救危难中的祖国所进行的顽强斗争。该片的价值不仅因其所洋溢的汹涌革命激情和对英雄人物的礼赞，至今仍有打动人心的效果，而且在于编、导、演等方面所作的大胆而有益的探索，为文学名著搬上银幕树立了又一成功范例。尤为令人瞩目的是，在它的诞生过程中，正值“左”倾文艺思潮流行，加之各种特殊的背景因素，各种各样的纷争伴随始终，因而在“难忘的１９５９星空”中殊显难得。
京沪争相改编组织裁决了断
《青春之歌》原是女作家杨沫苦心创作多年、历经坎坷才得以问世的一部长篇小说，１９５８年初由作家出版社出书，《北京日报》同时开始连载。由于所描写的抗日救亡生活人们并不陌生，作品人物形象真实生动、故事情节丰富感人，特别是在当时以工农兵为主角已成为文艺作品的潮流之时，它别开生面以女性知识分子为主人公，全书充满清新秀气，犹如鹤立鸡群般与众不同，立刻引起了广泛注意，获得各方面的好评。运用其他文艺形式再现小说的努力，也相继随之而来，北京人艺首先与《北京日报》取得联系，认为这部小说很不错，想把它改编成话剧，中国评剧院的著名演员小白玉霜则亲自上门找到作者本人，表示要把《青春之歌》改编为评剧。
其实，最早看上《青春之歌》并提出改编的是电影，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导演蒋君超。他从３０年代当演员开始进入电影圈，建国后改任导演，因与白杨的夫妻关系，而与作为白杨之姐的杨沫熟识，他早在３年前接触到小说《青春之歌》，就表示很喜欢，并提出把它改编成电影剧本。不过那时小说的出版还遥遥无期，杨沫也默默无闻，她虽然身为北影厂的编剧，却压根儿没有想到把它变成电影，所以爽快地同意了妹夫的要求。只是蒋君超的改编工作进展甚慢，又加上１９５７年反右运动，一直拖过１９５８年３月才终于完成剧本。杨沫阅后提了意见，蒋君超又着手进行修改。
尽管将《青春之歌》搬上银幕，上影方面的剧本改编先行了一步，却未料到这一机遇后来还是得而复失。随着小说出版后社会反响与日俱增，杨沫愈加受到有关方面重视，１９５８年１０月她被列入以茅盾、周扬为正副团长，由一批著名作家组成的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赴苏联塔什干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其中女作家只有许广平、谢冰心和杨沫３人。就在这次出访途中，周扬曾问起杨沫，你现在写什么东西？杨沫说，回国后准备下农村，写个反映农村大跃进的剧本。周扬随即说，你应当自己改编《青春之歌》的电影剧本嘛！杨沫遂告知上海的导演蒋君超己经改编了，当时周扬听了没有再说什么。
结束塔什干之行回到北京，蒋君超寄来修改后的剧本打印稿，杨沫看后交由电影局领导审阅。就在这时，北影厂长汪洋找到了杨沫，要她自己改编《青春之歌》的电影剧本。杨沫没有同意，其理由是厂里原来交给她的任务，只是写一个反映农村大跃进的剧本，而且妹夫蒋君超己经把剧本改编了出来。汪洋听后显得不悦，说你是北影的编剧，应该为北影改编自已的小说，怎么能让上影搞呢？杨沫在说明蒋君超前些年就着手改编的情况后，仍然表示不能否定妹夫已改定的剧本，由自己单独再干。
事情并未告罢，汪洋向电影局作了汇报，不久即由副局长陈荒煤亲自出面，把杨沫找到自己家中，整整谈了一个下午，仍是希望她来改编，并说了许多由北影厂来拍摄此片的理由。这时杨沫才知道，周扬在塔什干交谈中得知蒋君超改编该剧，虽然当场没有说什么，心里却并不认可，回京后即批评了北影厂，提出《青春之歌》应当叫杨沫本人来改编，其理由是杨沫有生活，对自己的小说熟悉。陈荒煤在谈话中也明确表示，同意周扬的意见，还十分坦率地说，蒋君超没有生活，改的那个本子要不得，还是由你自己改编好。
这一来倒使杨沫忐忑不安起来，既然领导反复出面劝说，再不服从显然不妥，只好给蒋君超写信，告知这一情况。蒋君超闻讯十分着急，因为上影方面己将《青春之歌》列入当年拍摄计划，由沈浮任导演，连演员都作出安排，岂能说改就改？况且小说己产生巨大影响，显而易见谁拍摄谁成功，凭着白杨与杨沫的姐妹关系，上影方面志在必得。于是蒋君超受命赴京活动，与杨沫一起找到主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杨沫还再次去找了陈荒煤，请求维持自己与蒋君超原来的协议，甚至提出与蒋君超两人合作改编。无奈北影厂态度异常坚决，认为《青春之歌》是写北京地下工作的，作者又是北影的，应该由北影厂拍摄，编、导、演全部由北影厂独揽，不容外人插手。
京、沪方面因争拍该片相持不下形成僵局，最后还是由电影局领导出面作出裁决，以否定上影拍摄、否定蒋君超担任编剧而了断。蒋君超因此对杨沫有了意见，认为最初既同意让他改编剧本，就应该信守诺言，不能因为后来小说轰动了又违背诺言，借口领导反对而抢回改编权。而杨沫则以为，汪洋和陈荒煤都是顶头上司，自己是党员，不能不尊重组织的意见，是组织否决了蒋君超的参与，要求由自己取而代之。
面对毁誉交加崔嵬痛下决心
取得了《青春之歌》改编拍摄权，北影立即紧锣密鼓投入筹备，根据多方倡议，决定让艺术造诣深厚、同样也是作品所反映生活时代亲历者的崔嵬牵头执导，这在当时可谓是最为合适的人选。崔嵬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幼年曾随父逃荒、做过童工，在亲友资助下得以求学，因受革命文艺书刊影响，参加左联演出进步戏剧，曾遭到当局缉捕，后投身抗日救亡宣传，改编并主演过轰动一时的著名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参与延安鲁艺筹建并在戏剧系任教，建国后随军南下，被任命为中南文化局局长等职。１９５４年崔嵬应邀拍摄电影《宋景诗》，第一次登上银幕就成功地塑造了清末起义农民领袖宋景诗的英雄形象，此后一发而不可收，主动辞官进入电影界，于１９５６年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任艺术委员会主任兼导演。
得知将执导《青春之歌》，崔嵬正在上影突击《老兵新传》的后期工作，在该片里饰演主人公老战，听到这个消息很为兴奋。早在报上连载《青春之歌》时，小说中许多人物与情节的描绘就已让他产生兴趣，引起搬上银幕的片断设想。眼看就要付诸现实，崔嵬赶紧找来小说单行本又一口气读了一遍，再一次为作品中的动人情节与英雄人物的行为所激动，并唤起对许多壮烈往事与情境的回忆，艺术上的感受与自己的切身经历互相交织，让他深深陷入将要执导处女作的冲动之中。
这时正逢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电影任务下达，在首批确定的７部具有较高思想艺术水平彩色故事影片中，北影占有３部，而名列首位的就是《青春之歌》。北影厂迅速落实了除演员之外的主创人员的整齐而强大的阵容，由崔嵬领衔拍摄，与陈怀皑联合执导，摄影聂晶、美工秦威等都是富有才华与经验的艺术骨干。杨沫很快完成了文学剧本的第一稿，两位导演立即介入，共同对剧本进行加工完善，同时开始了演员物色与挑选工作。
就在一系列筹拍工作紧张而有序地展开之时，一个始料不及的情况出现了。１９５９年第２期的《中国青年》发表了署名郭开的文章《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对《青春之歌》首次进行了公开、严厉的批评，其基本观点是“书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做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没有很好地描写工农群众，没有描写知识分子和工农的结合”，“没有认真地实际地描写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没有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变化。尤其是林道静，从未进行过深刻的思想斗争，她的思想感情没有经历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变，到书的最末，她也只是一个较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是作者给她冠以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结果严重地歪曲了共产党员的形象”。尽管该刊认为作为北京电子管厂一名工人郭开所作的这些批评，是一个情绪偏激、看问题简单化的典型，选发这篇这篇文章旨在纠正自从反右运动之后实际存在的动辄上纲扣大帽子的宁左勿右的倾向，后来参与讨论发表意见的众多专家与群众也都普遍表示，《青春之歌》不能全盘否定，郭开的论点站不住脚，但在小说《青春之歌》已在广大群众中产生巨大反响并好评如潮的形势下，这样做不啻是一个尖锐而刺耳的反调，而且《中国青年》杂志又是一本发行量很大的全国性刊物，立刻在全国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强烈轰动，由此掀起了一场涉及范围很广的大辩论，《文艺报》也紧跟开辟专栏加入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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