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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东方军”始末
作者：夏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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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１９３１年１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党中央取得统治地位。在军事上，其错误路线主要表现为冒险主义，反复要求各地红军“不要再重复胜利后休息”。同年９月，由于主持党中央工作的王明赴共产国际工作，加上此时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不够半数，于是经共产国际批准成立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简称“临时中央”），由博古负责。博古全盘继承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临时中央给各地红军的训令中，他不厌其烦地反复重申：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已经不是遥远的前途，而是今天行动的总方针”。由于上海临时中央远离各地苏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王明的“左”倾一套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对此，博古当然心中不满。１９３２年１０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举行会议。根据博古的授意，会议传达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不满和批评，斥责毛泽东在军事上“保守、退却”，坚持的是“纯粹防御路线”。会后，周恩来代替毛泽东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从此排斥了毛泽东及其军事路线在红军中的指导地位。
１９３２年底至１９３３年３月底，国民党军４０万人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在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指挥下，运用前三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运动反击”战术，以少数兵力钳制敌之数路，运用大兵团伏击的作战方法，集中主力歼击敌之一路，在江西宜黄县黄陂、草台岗接连破敌，两仗歼灭国民党军近３个师，俘敌１万多人，从而胜利地打破了敌人的“围剿”，也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歼敌的范例。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范围扩大到３０多个县，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都取得很大成绩；红一方面军扩大到约１０万人，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亦有很大发展。１９３３年１月，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不断获胜的形势下，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进入中央苏区首府江西瑞金。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战果尤其是黄陂战斗、草台岗战斗两战皆捷，更坚定了他推行进攻战略的决心。他曾洋洋得意地说，没有毛同志，我们干得不是更好么？临时中央抵达中央苏区后，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实际上就由博古等人在瑞金直接发号施令了。
１９３３年春，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罗明认为，党在闽西上杭、永定等边缘地区的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错误地把这种意见说是对革命“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因而撤消了罗明的职务，开展了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借机打击排斥了大批坚持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当时，把毛泽东坚持的正确主张，说成是“狭隘的经验主义”、“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等等，号召在党内和红军中“要集中火力反右倾”，并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纲领和政策，以取代过去在中央苏区的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纲领和政策：军事上，提出“要夺取中心城市，要大踏步地打出去”；土地政策上，提出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城市政策上，提出实行８小时工作制；干部政策上，提出所谓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把赞成和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一些干部撤换掉……
５月，在博古运筹其“大踏步地打出去”进攻战略的同时，蒋介石在南昌设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５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各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此次“围剿”，蒋决定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同时对苏区实行经济、交通封锁，企图逐步压缩并摧毁苏区。这次“围剿”，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５０万人。其部署为：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３３个师又３个旅，由北向南挤压苏区；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指挥１１个师又１个旅，筑碉堡扼守粤赣边境，阻止红军向南机动，相机向赣南推进，配合北路军作战；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所部９个师又３个旅，在“围剿”湘赣、湘鄂赣苏区红军的同时，阻止红一方面军向赣江以西和赣东北机动；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指挥６个师又２个旅，负责福建防务，并阻止红军向东机动；空军５个队（飞机２００架），配置于南昌、临川、南城，支援作战。
面对国民党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和重兵进攻，博古等却认为，这次反“围剿”战争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阶级决战。在军事战略上，他拒绝和排斥红军历次反“围剿”的正确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变本加厉地推行“左”倾军事冒险主义。５月８日，博古、项英加委自己为中革军委委员。６月初，博古、项英等赶到江西宁都，召开中共中央局（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合并而成）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博古、张闻天、项英、陈云、周恩来、朱德、毛泽东、杨尚昆。会议决定：中革军委由前方移回瑞金，另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朱德、周恩来分别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红一方面军政委之职。朱德在前方时，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宁都会议后，红军的军事指挥权转移到博古和项英手中。这样，“左”倾路线掌握了军事指挥大权。
二
６月上旬，红一方面军所属部队进行整编：红１军团下辖第１、第２、第３师；红３军团下辖第４、第５、第６师；红５军团下辖第１３师；红７军团（实际到当年１０月才正式建立）下辖第１９、第２０师；福建军区（司令员周子昆、政委曾日三）部队改编为第３４师。
整军过后，临时中央推出了一套和毛泽东截然不同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提出“诱敌深入”，临时中央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毛泽东强调“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临时中央主张“兵分两路，两个拳头打人”。６月１３日，临时中央正式推出“两个拳头打人”的军事战略方针：主力红军实行“分离作战”，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以实现革命在江西的首先胜利。
这一“方针”，其实是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总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在上海拟定的，史称“上海计划”。“上海计划”认为，红一方面军在整个夏季应在东、西两个方向“分离作战”。博古和项英对这一意见奉若“圣旨”，他们具体提出：以红３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以红１、５军团组成中央红军，在赣江、抚河之间作战，负责看守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最后，集中主力夺取抚州（今临川）、南昌，实现所谓“革命在江西和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显然，“分离作战”是反“罗明路线”在军事上的必然选择。
获悉新军事战略方针后，身在前方的红一方面军军政首长朱德、周恩来震惊不已：国民党军在第四次“围剿”惨败之后，并没有从中央苏区周围撤走什么兵力，相反正在加紧准备发起新的进攻。红军１、３、５军团及地方武装总兵力虽说有近１０万人，但与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比较起来，仍是弱小之军。在这种情况下，若再将红军一分为二，“分离作战”，岂不更加削弱红军力量？积红军多年作战经验，集中兵力击敌一翼则胜，分散兵力伸开巴掌打人则自损自弱。思虑再三，朱德、周恩来联名致电博古、项英，表示原则接受夏季作战方针，但强调“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目前绝对不应该分开”。
项英和博古哪里能听进朱、周的意见，他们连续致电前方，表示“不能允许以讨论或含糊的步骤来浪费我们的任何时间”，批评朱、周消极对待临时中央指示。这顶帽子，朱、周怎敢戴在头上？他们只好复电瑞金表示：“绝对服从你们命令，并立即报告。我要求在部队调动中回瑞（金）一行，面陈不同意见或改在博生（县）开军委会或中局会。因许多问题非电文所能详，许多批评完全不是我们愿（原）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