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周恩来、林彪与蒋介石重庆谈判

作者:何 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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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力阻毛泽东见蒋介石
  
  抗日战争期间,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过一次马拉松式的谈判,代表毛泽东从延安来参加谈判的是林彪,而实际操作者是周恩来。
  这次重庆谈判,是周恩来最先提出的。
  1942年7月10日,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在重庆病逝。7月17日,张治中代表蒋介石前去吊唁时,周恩来向张治中提出希望同蒋介石面谈。并于当天电告在延安的毛泽东,主张同蒋谈些“解决问题的意见”。
  7月21日,蒋介石接见周恩来,告之已指定张治中(政治部部长)与刘斐(军令部次长)同中共谈判。8月14日,蒋介石再次接见周恩来时提出,他一星期后将去西安,想在那里同毛泽东会晤,请周恩来电告延安。
  周恩来将情况电告延安中共中央,并提出两个办法供选择:一是毛泽东称病,以林彪为代表,到西安见蒋一谈;二是要求蒋带周恩来到西安,再由周飞延安,偕一人(林彪或其他负责人)到西安见蒋。不过,他估计前一办法可行。
  中共中央于8月17日回电周恩来,同意他提出的办法。
  但是,两天后,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并说关于他见蒋的问题,中央尚未作最后决定。
  周恩来分析形势后,认为目前蒋、毛会见时机“似嫌略早”,他于当天即回电毛泽东,提议最好先由林彪或朱德出面,打开谈判之门,待有了眉目,毛泽东再出面。
  但毛泽东这时仍决定要去见蒋。他于8月29日、9月3日先后致电周恩来说,“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趁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林彪准备在蒋电约后即动身去,我则在林去后再定去西安的日期。”从这个“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可见毛泽东见蒋的心情是何等急迫。
  毛泽东执意要去见蒋,而周恩来则坚持认为此时不宜见蒋。9月5日周恩来致电延安中共中央,全面阐述了“见蒋时机尚未成熟”的意见。
  经过几番函电往还,周恩来终于说服了毛泽东暂不出面,只派出因平型关大捷而闻名于世的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做代表。
  9月14日,林彪从延安动身前往西安。时因连日大雨导致山洪暴发,路断难行,待林彪赶到西安时,蒋介石已返回重庆了。征得蒋介石同意后,林彪一行于9月29日离开西安,乘车经宝鸡、广元、成都、简阳、资中、内江等地,于10月7日晚风尘仆仆抵达重庆。当晚,林彪随周恩来、董必武住城内曾家岩“周公馆”,林彪的其他随行人员住郊外红岩嘴办事处。
  以往人们注意得较少的是,毛泽东对这次谈判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不仅在刚开始时一心想要见蒋,而且在谈判开始后,还有进一步的表现。
  11月份,国民党召开了五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今后对共产党政策之研究结果案》,提出“对共产党仍本宽大政策”,表示对共产党问题重在政治解决。国共关系趋向好转的一面已渐增长。在此之前,国民党中央委员郑延卓到延安发放救济款,也是一种关系好转的表示。
  根据这个情况,毛泽东就对这次的重庆谈判抱了很大希望,他向仍在延安的郑延卓透露了中共方面关于解决两党关系的主要意见,即边区区域维持现状,人员加以委任,军队则请编4军12师;此外,“停捉停打停封,发饷发弹发药”(即停止抓捕共产党人、停止打内战、停止封锁边区,发给中共军队军饷、武器弹药、医疗药品)。毛泽东并称赞蒋是全面人才,说国民党大有希望,现在应实行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民生主义,议会制的民权主义,至于社会主义须条件具备后实行,它不会在英美德日之前,只会在他们之后,且三民主义也可以发展到社会主义。
  毛泽东还写了封言辞恳切、态度谦恭的信托郑延卓带给蒋介石,信中称:
  前承宠召,适感微疾,故派林彪同志晋谒,嗣后如有垂询,敬乞随时示知,自当趋辕聆教。郑委员延卓兄来延宣布中央德意,惠及灾黎,军民同感,此间近情已具告郑兄。托其转陈,以备采择。(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一版第326页)
  
  周恩来一手操办的谈判
  
  
  严格说来,这次重庆谈判的双方,中共方面是林彪,而国民党方面并不是蒋介石。因为林彪的身份只是昔日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一个学生和今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麾下的一个师长,身份地位太不相称。林彪是代表毛泽东来的,与之对等,蒋介石也就指派了张治中作为国民党方面谈判的具体代表。
  10月13日,林彪由张治中陪同会见了蒋介石。林彪按周恩来的授意向蒋报告:毛甚愿见蒋,唯适患伤风未来。蒋介石则请林彪代问毛泽东好。
  此后,林彪即与张治中进行具体谈判。谈判内容均由周恩来授意部署(周恩来有时也直接参加谈判)。其间,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林彪此次来重庆谈判,可完成两个任务,一是缓和双方表面关系,二是重开谈判之门。这实际上就是周恩来为这次重庆谈判定下的目标。
  从《周恩来传》和《周恩来年谱》等书可知,这次重庆谈判,中共方面的总策划、总指挥实际上是周恩来。谈判的意向最早由周恩来提出,谈判的人选也是周恩来提议派出的林彪,谈判的内容则全是周恩来提出的方案,甚至林彪在谈判中要说些什么,都是周恩来在一手布置,耳提面命。如《周恩来传》就有这样的记载:12月16日,“周恩来向林彪嘱咐了向蒋介石的谈话要点”。
  国民党方面,张治中显然也是一切都得听蒋介石的。
  因此,这次重庆谈判,可以说是周恩来与蒋介石之间的谈判。
  断断续续谈到1943年1月,因双方分歧太大,中共方面作了一些让步,最后形成4条意见,大意是:党的问题,中共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取得合法地位,并实行三民主义,中央(即国民党)亦可在中共地区办党、办报;军队问题,中共掌握的军队希望编4军12师,按中央军队待遇;陕北边区改为行政区,其他各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中共军队的对日作战区域,原则上接受中央开往黄河以北的规定,但现在只做准备,战事完毕,保证立即实施……
  蒋介石身边的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第六组(情报组)组长唐纵,在1943年1月2日的日记中对中共这4条的评价是:“按中共意图,仍欲扩军,并取得合法地位,以便在社会上之活动。”这应该代表了当时一般国民党高层领导人的看法。
  张治中向蒋介石汇报后,蒋介石召集临时军事会议讨论,会上发言的大多数表示不能接受。蒋介石没有表态,只说:“好吧,再说吧!”
  谈判就此进入搁浅状态。
  正当这次重庆谈判搁浅期间,国际上发生的一件大事进一步对这次谈判的终结带来了影响,即共产国际在1943年5月22日宣告解散。在这样的形势下,国共谈判自然无法再按此前的原则进行下去了。因为国民党方面不少人考虑的已经是要共产党交出军权、政权,解散党组织的问题了。
  6月4日,周恩来与张治中约谈,张治中说,参谋总长何应钦称前方摩擦继续,情况不明,谈判“须搁一搁”,周恩来则趁机提出他要与林彪一起返回延安汇报,并希望与林彪见蒋一次。
  3天后,蒋介石接见了周恩来与林彪,表示允许周、林回延安。也就是意味着这次谈判的正式终结。
  在唐纵日记中,还有一则关于周恩来、林彪离开重庆之前与张治中最后谈话的有趣记载:6月13日,“周恩来、林彪与张部长谈话,张部长问周云,你们现在不解决,将来战争结局,你们还拥有武力,将何以为国人所谅解。林彪云,到那时自然不好,所以现在大家要接近,将来便容易办。林彪表示,将军队交出来,但国民党必须首先树立诚心!就是使共产党能相信国民党给予共产党合法地位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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