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王芸生与两篇有关瞿秋白报道的面世
作者：王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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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人——瞿秋白（1899—1935年）英勇就义已经71周年了。时至今日，我们仍缅怀他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
瞿秋白是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省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迳村牛庄岭附近被俘的。5月11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和《大公报》分别刊登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的瞿秋白被捕的短消息。因瞿秋白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故这条被捕消息一时间在读者中引起不小的震动。时任天津《大公报》编辑主任的王芸生（1901—1980年）看到这条短消息，异常震撼，他不禁回忆起曾阅读过由瞿主编（之一）《新青年》、《前锋》等杂志，深受启发，热血沸腾，从中学到了许多进步道理；1920年在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上刊登的瞿秋白旅俄通讯，有机会了解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回忆起1925年在上海与瞿秋白的一面之缘……恰在此时，王芸生在天津遇到一个朋友，在闲谈时议论到瞿的被捕，这位朋友说他在闽有一个至交，神通广大，与负责囚禁瞿秋白的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的长官们很熟，可以设法采访到瞿，但在南方很难发表。王接过话茬，小声地说：“只要你能采访到瞿，访文字数不限，我可以拿到北方发表，稿酬加倍。”此后，王芸生在天津，静静地等候着消息。
6月20日，王芸生得到瞿秋白在福建长汀就义的消息，感到无比惋惜。6月底，他果真接到了署名为“李克长”的题为《瞿秋白访问记》的稿件，另外还有一篇署名“平”的题为《瞿秋白毙命记》的写瞿英勇就义的稿件。王看到这两篇稿件后，把它们放在抽屉里，他考虑着如何发表。当时《大公报》的两位领导胡政之、张季鸾虽属无党无派，他们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对共产党的看法和认识也是复杂的，但他们对共产党多少有些同情心。王知道胡政之、张季鸾对共产党有同情的一面，且该报已从5月10日开始，连载范长江的《旅行通讯》，其中有共产党和红军的记载。抓住报馆老板的同情心理，王芸生思索着，琢磨着，他再次陷入了沉思。
署名“李克长”的文章篇幅较长，有5000字，如果放到《大公报》上发表，要占去半个版面，较为显眼，容易引起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的注意。而王芸生同时还编辑该报的附属刊物《国闻周报》，这是一份时事性周刊，图文并茂，可读性强，当时的发行量有近5万份，与《东方杂志》齐名，在各界读者中有广泛影响。王芸生把署名“李克长”的长文拿到印刷厂，排入《国闻周报》。为了掩人耳目，淡化文章的政治性，他还在文前写了一段“编者按”，其中有这样几句：“共党首领瞿秋白氏，在闽被捕，于6月18日枪决于长汀西郊。本文作者于其毕命前之两星期（6月4日）访问瞿氏于长汀监所，所谈多关个人身世，了无政治关系，故予刊载，以将此一代风云人物之最后自述，公诸国人。”7月4日深夜，王芸生忙于《大公报》版面的最后编辑工作，他看到第四版右下角还有一块狭长的版面，就从抽屉里拿出署名“平”的文章，迅速交给印刷厂的排字房。署名“平”的文章的原标题为《瞿秋白毙命记》，王看到“毙命”二字，感觉是贬义的，遂把“毙”改成“毕”，一字之差，流露出他真实情感。7月5日，读者看到了《大公报》第四版所载的《瞿秋白毕命记》一文。7月8日，《国闻周报》刊载李克长的《瞿秋白访问记》也与读者见面了，
李克长在《瞿秋白访问记》一文的开头，写了他对瞿的初步印象：“瞿衣青布短褂袍，身材约中人高度，微胖，脸色黄黑，眼球无甚神采，两手丰润。神情态度，颇为暇逸。记者入室时，适瞿正伏案刻石章，闻步履声，即起立点头，并问记者来意及姓名。”
以下是李克长与瞿秋白的部分对话：
问：足下亦善篆刻乎？
答：狱中无事，借此消磨时间。尚系从前在中学时，有一国文教员喜此，略略学得，已多年没有刻过。
问：自被捕押后，近来意绪若何？
答：近来心境转觉闲适。过去作政治活动，心力交瘁，久患吐血症，常整个星期失眠。押上杭县府时，与兵士同待遇，几至不能支持。来此间后，甚承优待，生活优越多多矣。
问：足下个人历史，外间颇多揭露，其详可得而闻乎？
答：我是江苏武进人，今年38岁，照阳历推算，实为36岁。若论家世，可谓世代书香，自明末历清朝二百余年，代代为官。先祖在光绪年间为湖北藩台，曾一度署理巡抚。先伯父历任浙江萧山常山等县知事。父亲则近于纨绔，吸鸦片，不事生产。鼎革后，祖父及伯父相继死，家计遂异常窘迫。父亲出外飘流，只能糊其个人之口。母亲携我及弟妹4人，以典当度日，我是时在常州中学读书。母亲为贫穷所逼，旋自缢死。我有堂兄一，任职北京政府陆军部。毕业后，彼带我至北京，考取北京大学，以无费用未入学。适外交部开办俄文专修馆，不收学费，并闻毕业后可派赴俄国做随习领事或至中东路任事，乃改考入该馆。五四运动，我为校内学生会领道人物，甚为活动。此时略通俄文，喜读托尔斯泰作品，倾向于无政府主义，与郑振铎、耿济之等着手初译俄国文学作品。毕业后，北京晨报馆欲派一新闻记者驻俄，友人以我介绍，经认为合格，遂往莫斯科，年领晨报馆薪金洋二千元，时时寄通讯稿于该馆。次年，张国焘、张太雷等到俄，介绍我入共党。我认为欲明了苏俄国家一切，非入共党恐不易得个中真象，故即应允加入。对于马克思、列宁学说，渐有兴趣，阅读书籍亦日多。旋共党派往莫斯科第一批学生60余人到达，伊称全不懂俄文，入莫斯科大学东方部，由我担任翻译，终日传话，无暇撰稿寄晨报，该馆即停止我之薪金，是时我任译员，每月有薪水，生活亦不发生问题。张太雷等回国，邀我同回，到上海，参加中国共党中央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到广州参加，并时往来于沪粤，常至上海环龙路国民党中央党部。旋任上海大学教务长，不久改任社会学会主任，兼授社会科学。前妻王氏，结婚后半年即死，国民党第一届中委沈玄庐之媳杨之华，与其夫不合，离婚至上大读书，我与之恋爱，不久结婚。伊原生一女，亦携之同来，此女现在莫斯科，今年已16岁矣。我与陈独秀先后办《新青年》及《向导周报》，译撰甚多，用秋白笔名发表。我原名瞿霜，故自取秋白笔名，旋又改名为瞿爽，秋白二字传播渐远，原名外间知者甚鲜。武汉时代，我在武汉军分校为政治教官。国共分裂，我遂未露面。独秀政策失败后，立三路线亦为党内攻击。李立三为人，极其希奇古怪，做出许多荒诞之事，大家均不满，我亦认为不对。立三下台，我为总书记。自己总觉得文人结习未除，不适合于政治活动，身体不好，神经极度衰弱，每年春间，即患吐血症。我曾向人表示，“田总归是要牛来耕的，现在要我这匹马来耕田，恐怕吃力不讨好。”他们则说，“在没有牛以前，你这匹马暂时耕到再说”。不久，牛来了，就是秦邦宪、陈绍禹、张闻天他们回来了。他们在莫斯科足足读了6年书，回来发动他们的领导权，大家都无异议。我于是乎觉得卸下了千斤重担，大大地松一口气。即在浦东赁屋养病。去年二月，由上海到瑞金，任教育人民委员，职务较为闲散。六月间犹曾与妻子杨之华通信，嗣后不通消息。朱毛出走，决定留我在后方，与项英等同在瑞金九堡中央后方办事处。不久国军搜剿日紧，乃将我与邓子恢、何叔衡、张亮等送往福建省苏，省苏派队伍送我等往永定，欲出大埔、潮汕往香港或上海，中途在武平永口被捕。
问：足下何故主张用暴动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