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中国大使与外国皇帝
作者：宗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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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周恩来在阿斯马拉皇宫举行的告别晚宴，将中埃两国关系推向新的高潮。
宴会开始以前，周恩来让俞沛文将自己发言稿转给埃方。然而，塞拉西向俞沛文表示：周恩来是否可以不发表此讲话？周恩来遂表同意，于是重新起草了表示极大的和解与友好的讲话。
周恩来在祝酒时高兴地说：今天我们双方签署了中埃两国联合公报，并且决定在明天发表。这个联合公报的签署和发表，将会进一步促进中埃两国关系的发展，并且使那些制造无根据的谣言来破坏中埃两国关系的外来企图遭到失败。
海尔·塞拉西一世在致答谢词里十分动情地说：我能欢迎来自伟大中国的周恩来总理，感到很高兴。他说，埃塞俄比亚和中国之间的友谊并不是新建立的，而是有悠久的历史的。“我们的友谊不仅在和平时期存在，而且在艰难的时刻也存在。我们记得，在占领时期，中国没有承认意大利法西斯的占领。”海尔·塞拉西说，“我们一向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对中国的友谊，而且还因为联合国中有中国就将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中国埃塞俄比亚友好之旅就这样迈出了艰难而又充满希望的第一步。那一年，俞沛文不到50岁。
俞沛文大使其人其事
当新中国外交部在母腹中躁动之时，一些长期在海外以各种身份从事革命活动的干部、留学生、华侨相继返回祖国：熊向晖（驻英国代办处代办、首任驻墨西哥大使）、毕季龙（前联合国副秘书长）、申健（前驻古巴、印度大使）、熊友榛夫妇、唐明照（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张希先夫妇、胡济邦、徐鸣、张德维（前驻泰国兼民主柬埔寨大使、驻越南大使）、张瑞杰（前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驻斯里兰卡兼马尔代夫大使）等人先后进入外交战线。只是俞沛文与夫人顾以佶先于他们回国。
1916年11月25日生于江苏太仓的俞沛文，在上个世纪30年代末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并在那里结识了后来成为自己夫人的顾以佶。
在迄今为止的近900位大使夫人中，1918年8月27日生于上海的前驻埃塞俄比亚、奥地利大使馆政务参赞顾以佶很值得一说。她是外交部最早任命的女参赞之一，也是驻外使馆、常驻国际组织代表团第一位公使衔女外交官。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及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顾以佶是公使衔副代表。顾以佶的涉外生涯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中央外事组，鲜为人知的是，她还曾参加美军观察组的接待工作。当年风云际会，顾以佶与胞姐顾以佩（现名林如彤）于上个世纪40年代初从淮南根据地抵达延安。顾以佶先入中央党校。适逢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顾以佶因一口流利的英语而进入军委外事组，参与其事。文革之前顾以佶任外交部研究室副主任。
俞、顾二人皆出身于名门望族。俞沛文祖先为抗倭名将俞大猷，其祖父是中国电报事业的先驱——上海电报局学堂监督和上海第一任电报局总办俞棣云。俞棣云的长子俞凤宾，即俞沛文的父亲，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博士，中国医学界的第一个学术团体——中华医学会即是其创建。俞凤宾胞弟俞颂华，这位被黄炎培盛赞为新闻界“释迦牟尼”的名记者毕业于东京政法大学，在梁启超等人的支持下，他以上海《时事新报》、北京《晨报》特派员身份赴苏联采访，翻译就是瞿秋白。顾以佶虽祖籍江苏淮安，但母亲却出自安徽寿县大家孙氏，其先祖即光绪皇帝的师傅孙家鼐。
在风华正茂的青春岁月里，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使得这对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热血青年自然而然地走到一起。他俩几乎时同时参加革命，并于1938年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俞沛文从1939年起担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干事，随后在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先后在沪、渝等地通过基督教从事上层社会的统一战线工作。抗战胜利后，俞沛文和顾以佶一起来到大洋彼岸，入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士学位后，再入俄亥俄州迈阿密大学研究院进修、任教。在上海解放前夕，俞沛文偕夫人离开大洋彼岸，回到阔别已久的黄浦江畔。俞沛文“重操旧业”，再度来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担任校会组主任。俞沛文在学界最后一个职务是上海全国学生救济总会总干事。在黎明前黑暗里，他积极组织爱国学生参加迎接解放的斗争。
上海解放后，章汉夫自天津奉调入沪，担任上海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俞沛文就是外侨事务处办公室主任。章汉夫很快上调北京，成为新中国草创时期外交部3名副部长之一。此后，俞沛文升任副处长、处长。1956年8月俞沛文奉调入京，任外交部美洲澳洲司副司长，后长任司长，1966年任苏丹大使。
俞沛文无疑是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外交部礼宾司最具影响的司长。从1958年3月到1964年4月，他出掌礼宾司6年之久，其间参加了包括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和周恩来的一系列出访。
姗姗来迟的大使任命
海尔·塞拉西言而有信，在周恩来访埃6年后，他要向中国“践约”了。
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美关系出现松动迹象。埃塞俄比亚敏锐地观察国际关系中这一重要变化，表示愿意同中国建交。1970年11月，中国政府派驻苏丹大使杨守正秘密前往亚的斯亚贝巴，与埃塞俄比亚有关方面谈判建交事宜。11月24日，中国与埃塞俄比亚正式建交。两个古老文明国家从此携手并进。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中国开始的建交新高潮中，埃塞俄比亚成为继加拿大、赤道几内亚、意大利之后第四个与中国建交国家。由于海尔·塞拉西有亲美色彩，作为非洲大国及其重要地理位置，中埃建交意义十分重大。
1971年暮春，正在湖南茶陵外交部五七干校劳筋伤骨地“斗私批修，改造思想”的俞沛文、顾以佶夫妇，接到外交部的紧急调令，昼夜兼程，火速赶回北京。自从1967年1月被召回参加“触及灵魂”的“文化大革命”后，一晃3年匆匆过去了。此番千万火急召回北京，是因为外交部已内定俞沛文出使埃塞俄比亚。之所以作出此项安排，是因为在60年代，俞沛文就曾参与埃塞俄比亚事务，是最早与海尔·塞拉西皇帝打交道的中国外交官之一。
从1964年1月初识海尔·塞拉西皇帝，到1971年1月的7载寒暑，俞沛文已过天命之年，两鬓飞雪。除了在喀土穆短暂的10个月——这是俞沛文12年大使生涯中的第一站，他的大部分时光在文革的尘嚣里、在湘东的乡野间悄然流逝。
没有料到的是，埃塞俄比亚方面对中国政府关于俞沛文任命的回复，却拖了整整两个月。
1971年1月26日，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临时代办王一木离京赴任，前往亚的斯亚贝巴建馆。2月9日，埃塞俄比亚外交大臣克特马·伊弗鲁接见了4日飞抵亚的斯亚贝巴的王一木，并且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尽管王一木参赞并没报回什么相关的重要情况，但是俞沛文隐隐约约感到个中的蹊跷。
在中国外交部收到姗姗而来的埃塞俄比亚方面回复后，俞沛文夫妇终于在1971年5月3日乘飞机离京赴任。当时中埃航线尚未开通，夫妇俩先从北京飞至开罗，然后再飞亚的斯亚贝巴。到任时已是5月11日。所幸的是，埃塞俄比亚政府对中国使者还是表现出相当的热情。1个星期刚过，海尔·塞拉西皇帝就接受了俞沛文大使递交的国书，并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仅仅过了1个月，俞沛文大使的机会终于来了！6月，第8届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20日，俞沛文大使拜会前来赴会的乍得外长巴巴·哈桑。因在此前的5月，乍得发生霍乱，俞沛文大使在此次拜会中慷慨递上了一张100万人民币的支票，这是中国红十字会的一笔捐款。中国红十字会同时还赠予20万份的疫苗。巴巴·哈桑当然大喜过望。3天后，乍得总统接见俞沛文大使。尽管乍得在当年的10月依然在第28届联大投票反对“两阿”提案，并对美、日“重要问题”提案投了赞成票，但是，俞沛文大使毕竟在中乍关系间插进了第一片“楔子”。次年，中乍正式建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