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走进承德的郭秋良

作者:何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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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随后的两个月里,北海公园成了他的课堂。待到酷暑将过时,一封挂号信将录取通知书寄到单位。众人都惊讶了。可郭秋良心里并不满意,他的目标是北京大学,而录取自己的却是河北北京师院。不过,很快他就调整好情绪,以愉快的心情告别领导同事去上学了。关于这种转变,数十年后他自己讲原因有两点:一是出版社乃是运动“风口浪尖”之地,再晚一点逃离,恐怕就随着“全军覆没”走不了啦;二是毕竟只复习了很短时间,能被录取就不错了,不要太心高,差不多行了。
  由此可以看出他是极睿智的人,既能审时度势,又能正确待己。当然,还得提到出版社一位姓刘的领导,刘是曲艺家,有很多作品。刘爱才,他告诉秋良如何写好最后一份工作总结,以防止出差头。秋良心领神会,在必须写到的缺点部分,他写了存在着个人主义的倾向,而个人主义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在许多人身上都存在,因此也就不可能过分地的上纲上线。结果这一份总结在严格的政审中出乎意料地顺利通过了。
  大学4年,是展示郭秋良才华的时期。学院的院刊编辑,只有他一个是学生。在中文系,他是理所当然的系刊主编。在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时,又是他代表北京(市)大学生向苏联来宾致欢迎词。种种一切表明,他是一个学习勤奋同时又有天分的学生,他的前途本该一帆风顺。可惜的是,那个时代对人和事的认识已经有点偏差了。别人很容易地在郭秋良的头上扣一顶“只专不红”的帽子。加之他的家庭出身不是很明确,怀疑的目光总是在他的身上不肯散去。待到大学毕业时,这些内容就决定了他的命运:学校说你只能去艰苦的地方,如去承德。
  郭秋良倒也痛快,他说那就去承德。于是他就来到了塞外的承德(市)。承德那时是个什么样子,许多人都比我清楚。我是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到承德的。夜色下看到灯光入云,天亮再看原是山上平房。据说那已经比60年代初好了不知多少。不过,秋良好像对这些并不在意。他来承之初,在设了大学班的机关中学教文学,教得很有兴趣。日后不少在本地当了领导的人,当时都是他的学员。而他在文学方面的才华,在那时也显露出来。不过半年,他就被报社要去,后来就成了很有名气的记者(编辑)。
  往下10多年记者生涯,在郭秋良的心中是甘苦俱在,往事难忘。对承德的了解,与百姓的接触,在那些年里是不间断地在进行。而运动的冲击,人生的磨难,亦是在那时经历的。不过,有一点值得提起,那就是自做编辑始,培养和提携业余作者的责任感就渐渐生成,并习惯成自然。每到县里采访,他总不忘找到家在山沟的作者,在土炕上与他们谈稿子,谈创作。1973年,当《河北文学》复刊时,他就被抽调过去,在全省范围组织稿件,培养业余作者。
  看来他与承德有缘。那时他若要留在省里,很容易。但他又回来了。回来后他就不在报社了,先在话剧团当编剧,又到地区文化局创作组。地区文联刚恢复,他就去了。这个天地对他很适合,他如鱼得水,文学创作很快就走向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标志,即是他的作品很快就走出承德走出河北走向全国。《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大报刊不断发表他的作品,长篇小说《康熙皇帝》第一版就发行47万册。而那是1984年,那时写旧时帝王的小说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在热河老城外,有一处山明水秀的地方,那有一个桑蚕研究所,院内有一溜平房。那年春上,郭秋良在那写《康熙皇帝》,我去看望他,他很瘦,头发长,脸色有些黑,但精神很好。他告诉我这里很安静,非常适宜写作,只是……只是伙食差些。我去他的房间,一桌一床,两个打饭的搪瓷碗,余下就尽是稿纸和资料了。我的心有些发酸。山坡上的桑林在春光中已经泛出绿色,我觉得秋良兄就是一只春蚕,在不知疲倦地劳作着。过了些时候,我在机关的楼里见到他,忽发现他的面上有伤,一问得知是从楼梯上摔了下去,只因血压增高头重脚轻。听了很让人担心,但秋良毫不介意。夏季,我回天津探望老母,在市委招待所见到他。地处原俄租界小白楼的那座老建筑高大气派,厚重的屋门里,是洋式吊灯和典雅的家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们与秋良谈笑风生,一看就是相交甚深的老朋友。我被那个场面所打动,我看出秋良兄交友的真诚。
  正是这种真诚,在而后的许多年间,北京、天津文学界的许多知名人士都与承德文联保持着密切的往来。说心里话,那时承德的旅游环境尚未起动,旅馆居住条件很差,吃的也无非是食堂。但他们却愿意一次又一次坐着慢车一小站一小站挨到承德。我知道为何如此,因为这里有秋良先生。秋良的为人和气质绝对是有凝聚力的。和他在一起,不仅愉悦,还会有一种很坦然的感觉。你心里如果有些紧张不安,于此会很快消失。秋良不紧不慢的表情,不急不火的谈吐,特别是见到生人且不管对方地位多高,他总能有不卑不亢的神色,而遇见比他小很多的青年,他亦真诚以待。如此等等,怎能不让你生出敬佩之心,愿以师待之?
  秋良先生的作品有长篇、中篇、短篇小说,有散文随笔评论,有电影电视剧本,可谓门类齐全,全面开花,无一不能。最让人佩服的是在潜心创作同时,他又做了大量的文化研究,终于提出了“大避暑山庄文化”的理念,并由此为承德的经济社会全面振兴提供了坚实的文化积淀。那么,当“热河作家群”逐渐形成并在国内外产生影响,佳作连连,文友情深,同时又有一种文化理念的有力支撑时,我们就可以说,这是承德文学事业走向繁荣的时代,而这个时代的产生又与郭先生的卓越贡献密不可分。
  
  日前,我看到百年散文经典一书,郭秋良的作品紧排在郭沫若、茅盾等大家之后,我猛然意识到,对于生活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大家,多年来我们更多的是索取,却很少想到给予。郭先生出的书不少,但至今尚未有一本有关他的专著。对此,当今人的一时忽略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可长久忽略,如此下去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机会终于来了,2006年郭秋良先生70岁了。祝寿之日,场面热烈非凡。由此,我萌生一念,并自荐主编,邀文坛数位友人做文,以与郭先生友情交往为主,大事小情不限,只管一一写来。又寻旧日文章精彩若干篇,然后再配上郭先生写我们的一些作品等等,还有诸多珍贵的照片,编成了一本大书。我想,这既是献给年逾七旬郭先生的最好礼物,也是献给承德的美妙之文。当然,还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想想,50年,100年,又一个300年过去,其间其后,避暑山庄依然瑰丽,热河泉水仍淌不息,古御道下春风拂面,棒槌峰上明月高悬。当热河古城的后人忽然寻来一本写当年文人之间交往的“古书”,伴一杯香茶,细细读来,慢慢品,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美!美哉也……
  责任编辑 谢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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