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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战俘的改造
作者：陈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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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中有个“秋山良照部队”，这是日军的传说，其实确有其事。秋山良照是个机枪手，顽固的日本兵。1941年在战场上负重伤后，被八路军俘虏。但开始死不认罪，经“反战同盟”现身说法，慢慢地觉醒了，后来也加入了“反战同盟”。八路军对日作战，他经常请缨上战场，在日军冀南“4·29”铁壁合围时，他端着机枪奋勇冲击，从重围中杀了出来，使日寇闻风丧胆。刘伯承师长在太行《新华日报》上写文章赞扬秋山良照：“多次在枪林弹雨之中，亲自拿机枪去协助我们作战。”
秋山良照后来把太行日本“反战同盟”发展到十六七人，他任负责人，配合八路军与日寇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日寇胆战心惊。抗战胜利后，秋山良照和他的战友回到了日本。回国后，秋山良照加入了日本共产党，撰写了《八路军中的日本反战士兵》等书，记述了抗战时期他在冀南等地的战斗经历。1981年他重返中国，受到了他当年在八路军中的老领导宋任穷的亲切接见和盛情款待。
日本“反战同盟”还教八路军如何使用缴获的日军掷弹筒和歪把子机枪，使这些武器得以发挥作用。八路军在战场上拼刺刀多以人多取胜，一对一就不是日军的对手。“反战同盟”的盟员就教八路军战士如何刺杀，把“气、铡、体”一致起来，也就是喊杀声、刺杀方向、猛扑对手三者要一气呵成。为了增加臂力，盟员让八路军战士头顶烈日，练习枪举过头，一举就是上千次。盟员们还自制了棒球用具，开展棒球运动，在比赛时，被刘伯承师长看见了，他认为这项运动可增进部队的体力和灵活性，命令在全军开展这一运动，请日本“反战同盟”盟员当教员，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五、敦促日军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本“反战同盟”两次发出通电号召日军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朝鲜独立同盟”也对日军中的朝鲜籍官兵发出了向八路军和新四军投降的通电。日本“反战同盟”和“朝鲜独立同盟”的盟员还随同八路军、新四军进出敌战区进行接受工作。日军独立混成第5师团被八路军胶东部队包围后拒不投降，日本“反战同盟”胶东支部副支部长小林清亲自进入敌营做工作，促使该部日军向八路军缴械。
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许多经过教育改造的日本战俘和日军中的朝鲜战俘，英勇地献出了生命。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中日本“反战同盟”和朝鲜“独立同盟”共有52人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其中日本“反战同盟”34人，朝鲜“独立同盟”盟员18人。他们的英名永垂中华民族的抗战史册！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伟大功绩！
侵华日军战俘诉说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的转变过程
对日军战俘改造成功最有说服力的应该出自日俘之口。日本投降后，日军战俘大都回到日本，他们纷纷撰写回忆文章，客观公正地诉说他们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的转变过程：
山田一郎在《太行山——我的第二个诞生地》一文中说：“我在28岁以前，还没有‘阶级意识’。1937年春，我大学毕业后进入东京同爱纪念医院内科工作。那一年7月爆发了日中战争，我入伍了。1939年5月，我所在的部队西渡中国。7月末，在寿张县的战斗中我的头部负伤，成为八路军的俘虏。当时我铁了心，豁出来被杀头，想设法逃跑。8个月后，我被转移到太行山。
“一天，我突然感觉很不舒服，直打哆嗦，我得了伤寒病，最后失去知觉躺在床上，后来听说我3天3夜没有醒过来。待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火炕上，一个女护士在炕边儿护理着我。她一会儿换水枕，一会儿烧火炕，忙个不停。我才意识到自己得了场大病，不过当时身不由己，只觉心里爽快，头脑清醒多了。后来，刘伯承司令员特意从涉县军区司令部赶来看我，还送我一桶酱菜，这种东西在当时是十分昂贵的。在这种关怀和照顾的环境中，我不久便又穿上了白大衣，为伤员治病，不过这次我是出自真心，想站在八路军同一立场上工作。在早晨和下班后的晚上自由支配时间里，我读《贫乏物语》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晚上把油灯拨亮，记笔记，往往精读到深夜。
“我把山西省的太行山视为我的第二诞生地。那里有我烦恼生活的记忆，也有脱胎换骨后难以忘怀的与亲爱的同志们共同度过的苦与乐，还有那许多令人思慕的回忆。”
和田真一在《在战斗和学习中觉醒》一文中尖锐地指出：“常有人向我提出一个问题：‘那些在日军中受教育的人，为什么竟在敌人那里反起日本了呢？’
“我们过去在军队里曾作为‘天皇陛下的赤子’，不分青红皂白地把长官的命令当做天皇陛下的命令，接受严格的训练。无论在学校，还是在现实社会中受到的教育，都是把死看做比鸿毛还轻，把名誉看得很重。
“我当俘虏是在1941年4月末。八路军的干部战士和老乡们，为了踏实地执行保护‘国际友人’的指示，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他们为执行党的俘虏政策，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不惜一切，耐心地教育俘虏，启发俘虏的阶级觉悟，使我们能够觉醒过来并参加反战活动。他们的行动，不仅在冀中，在晋察冀、在太行、在冀鲁豫以及在冀南、山东、延安都获得了成功。我在这种‘国际援助’的环境中成长，下决心积极参加反战活动。”
大山光义在《顽固思想是怎样打开的》一文中感慨地说：“我曾几次捏自己的大腿，试一试我是否真的当上俘虏了。当我确信自己到底还是当上‘见不得人的’俘虏时，便陷入一种失望的悲哀之中，叹息年轻轻的一生就这样完了。
“在当俘虏后的3个多月里，我是在忧愁和黑暗中度过的。每天吃不下饭，总在病床上躺着。八路军派一个姓荆的9岁小孩，照顾我的生活。他是河北人，父母都被日军杀害了，他被八路军救了出来，当了勤务员。他也能说几句日语，是个挺漂亮很可爱的孩子。看他那端着米饭的样子，真担心他摔跤。
“在我发烧连面条都吃不下时，他想得可周到了，给我买来水果。他说吃生东西对身体有害，就常煮梨给我吃，可他一口也不沾。有几天，他整夜地不睡，守在我身边，为我冷敷。因为有日军袭击，所以要经常转移，他总是拖着疲惫的身体忙到深夜，一会儿为我铺床，一会给我做病号饭。
“为什么他待我这样好呢？他怎么不在我熟睡时一狠心杀掉我呢？不，这孩子决不会干那种事。在我心情好时，他对我说：‘日本军阀坏，但是你们放下武器，是我们的朋友。我恨透了命令杀死我父母的当官的，我一定要报仇。我不恨你们，你好好养病，好了以后我们一块儿打倒日本军阀’。这些话，如果是敌工科长或觉醒联盟成员讲的，我也许会生气，顺手摔东西的。可是，面对小孩子的一番话，我无力反抗了。他当时那种认真的样子，有时是含着眼泪说的话，使我对他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同情和爱。自己的父母让日军杀死了，还把我们这些日本人当做朋友，这究竟是为什么呀？在我的头脑中产生的第一个疑问，就是八路军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这期间，我同八路军敌军工作干部的接触逐渐多起来，特别是有机会听课，知道了一些关于共产党的基本知识和经济学知识。
“开始，不大懂得什么是阶级、剩余价值和剥削等等，但在多次重复之后对‘为什么资本家发财，工人就是拼命干活也没好日子过？’这类问题也能够理解了。到延安之后，经常听野坂先生讲课，他把日本发生的具体事实同马列主义的理论巧妙地结合起来，讲得深入浅出，十分有趣。在这过程中我的思想和立场逐渐起了变化，我决心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日军战俘用亲身感受道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创造了人类改造战俘的奇迹，道出了八路军、新四军是世界上最人道、最文明的军队。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