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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难尽周作人
作者：张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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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他们兄弟失和便罩上神秘的面纱，人们只能从他们最亲近的人口中，揣度出事件端由之大概。他们的母亲鲁老太太曾对人说：“这样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指鲁迅，作者注）对二太太（周作人妻，作者注）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三弟周建人也说，大哥二哥的分手，“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是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他们朋友几乎都认为，兄弟失和“主要是经济问题”。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则说：“据（与周作人关系密切的张）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原是手足之情，而今似若参商。于是，周作人对鲁迅的评说，开始带有情绪化的语言。他对人说，鲁迅是个虚无主义者，“个性不但很强，而且多疑，旁人说一句话，他总要想一想这话对于他是不是有利”；“往往因为一点小事，就和人家冲突起来，动不动就生气”。显然，兄弟失和后，他还是耿耿于怀，把全部责任都推给鲁迅，这是很不公平。
当然，他对其兄也不是全无亲情之念。鲁迅逝世时，他正在北大上课，当即悲痛地告诉学生，鲁迅去世，下一节课暂时告缺。后来，他在《宇宙风》上发表《关于鲁迅》和《关于鲁迅之二》，说道：“因为鲁迅的学问与艺术的来源有些都非外人所能知，今本人已死，舍弟那时年幼亦未闻知，我所知道已为海内孤本，深信值得录存，事虽细微而不虚诞，世之识者当有取焉。”
他以平实、客观的态度，介绍鲁迅早年的平谈无奇的事，而对晚年则尽量回避，“即不知为不知也”。建国后，他完成好几部研究鲁迅的专著，如：《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和《鲁迅的青年时代》等，这数十万言的文字，正显现他对其兄的怀念之情，也正如他自己所说，写这些文章已算对得起鲁迅。
自诩苏武
1937年7月29日，北平被日军占领，北大和清华宣布南迁，胡适、叶公超、梁实秋等大批文化学术界名流，纷纷踏上南下的旅程。郑振铎曾劝周作人离平南下，他却说中国没有力量和日本作战，仗是打不起来的。南方友人也都驰书敦促，他均以“家累重”、“老母寡嫂需要奉养”为由，决意在北平“苦住”。
这时，郭沫若刚从日本回国，闻讯后便发表《国难声中怀知堂》，认为周作人是中国文化界“对于国际友人可以分庭抗礼，替我们民族争得几分人格”的“特出一头地者”。如果周作人“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
为了答复郭沫若等的好意，11月1日，《宇宙风》以“知堂在北平”的标题，发表周作人致陶元德的信，信中有言：“有同事将南行，曾嘱其向王教长蒋校长代为同人致一言，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做苏武看为宜。此意亦可以奉告别位关心我们的人，至于有人怀疑或误解，殊不能知，亦无从一一解释也。”已经无需解释，中国文人既然多了个苏武，那么，所有关心周作人的朋友，都可放心大胆地松口气了。
可是，次年2月9日，周作人竟然长袍马褂，跻身于戎装的日本特务头子与其他汉奸文人之中，出席有日本军部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几乎所有有良知的文化人都嘘了一口气，莫不瞠目结舌、嗤之以鼻。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通电全国，谴责周作人“不惜葬送过去之清名，公然附和倭寇，出卖人格”。茅盾、郁达夫、老舍、冯乃超、王平陵、胡风、胡秋原、张天翼、丁玲等《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指出其所作所为，“实系背叛民族、屈膝事敌之恨事”，“希望幡然悔悟，急速离平，间道南来，参加抗敌建国工作，则国人因先生在文艺上过去之功绩，及今后之奋发自赎，不难重予爱护。否则唯有一致声讨，公认先生为民族之大罪人，文艺界之叛逆者。”
1939年1月12日，周作人接受日伪的任命，为北大图书馆馆长。3月28日，又被委任为文学院筹备员。自此，他频繁出席日伪组织的各项活动，日记皆有记载，如：“来者皆宪兵队长”，“来者皆胁方教育文化之官”等。周作人终于下水，而且越涉越深，以至于走向深渊。正当他官运亨通时，其后台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去世，于是，教育督办便成为空缺。当时，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已属意周作人。
1940年12月20日，北平《实报》报道，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31次会议议决，“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当日，周作人接受《东亚快报》及其他日伪媒体的采访。这位“当代苏武”还觍颜说：“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当然是日方发动，经过考虑答应了。”
当时，《新民报》记者在《华北政务委员会各总督办素描》中，这样描述周作人：“每日起床很早，（读书写作后）上午10时就到教育总署办公。”周作人老而为吏，倒还是个循规蹈矩、勤勤恳恳的公务员。他出席各种教育会议、讲义班、训练班，逢会必讲“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为日本侵略者的“大东亚共荣圈”造舆论。他甚至往日本慰问负伤的侵华日军伤病员，并稍有捐赠。1942年5月，周作人作为汪精卫的随员，参加伪“满洲帝国”10周年庆典，并“谒见”伪满傀儡皇帝溥仪。
他的“爱岗敬职”的行为，深得汪伪政权头面人物的赞许，每次来南京，“立法院长”陈公博、“考试院长”江亢虎、“监察院长”梁鸿志等，都要亲自接见，以示关怀。汪精卫对他尤为青睐和礼遇，甚至设家宴予以款待。而他对汪精卫更是奉迎谨恭，大肆吹捧。是年，有人编《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他即为之作序，吹嘘汪精卫“挺身犯难，忍辱负重”，“此皆投身饲饿虎，所舍不止生命，且及声名”，“盖可知其伟大，称之为菩萨行止无不可也”。
这年12月8日，汪伪政权在沦陷区推行“新国民运动”，以对青少年实行奴化教育，并且成立“中华民国新民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周作人任副统监，并在统监部成立大会上，作《齐一意志，发挥力量》的训词。更为滑稽可悲的是，在检阅青少年团训练的分列式上，他竟头戴日本军帽，身着日本军装，只差佩枪挂刀，军不军，民不民，活脱脱的一副汉奸丑角的嘴脸。
八年抗战，终以日本战败、中国获胜而结束，周作人再清楚不过自己的结局。1945年8月1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中日均放送发表战事终了。下午1时顷往综研所访坂本与李、陈、黄诸君。雨中回家。”雨中行走，心事迷惘。他明白接踵而至的后路，所以，他给在重庆的傅斯年去信，以备往后的追诉。他还让人带口信，表示去晋察冀解放区的意愿，但是，所有的努力都无果而终。1945年12月6日，周作人被逮捕。1947年12月19日，中华民国最高法院作出最终判决：“处以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民权10年”。
畏友守常
周作人与陈独秀、李大钊等，都有过较为密切的交往。他初倡新村运动时，便得到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人支持，其中尤以李大钊为著。周作人回忆说，《新青年》同人相当不少，除二三人时常见面外，别的都不容易找。在第一院即红楼的，只有作为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在上班时必定在那里，所以找他最适宜，他没有架子，令人可亲，平日所谈的也只是些平常的闲话。周作人说，李大钊的“雅儒”，不失谦谦君子，故而感到亲切，称之为“畏友守常（即李大钊，作者注）”。周的日记多处记有李大钊和新村运动，如“守常函介李君来，属为绍介往新村”；“访守常，以新村绍介函交徐彦之君”等。李大钊还和周作人共同发起“工读互助团”。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李大钊，包括年青的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也和周作人一样信仰过空想社会主义，热情支持新村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