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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初《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
作者：王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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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五四运动的兴起，也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1919年5月《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在这期专号上，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作了系统而简明的介绍，认为“自马氏与昂格思合布《共产党宣言》，大声疾呼，檄告举世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做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不仅如此，李大钊在介绍唯物史观时，还专门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部分内容。而他在担任北京《晨报》副刊编辑时，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连续登载渊泉所译的《马克思唯物史观》一文。该文从《共产党宣言》产生谈起，并对《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进行了较准确的翻译：“共产党以隐蔽主义、政见为卑劣的行为。所以我们公然向世人宣言曰，我们能够推倒现时一切的社会组织，我们的目的就可以达到。使他们权利阶级，在共产革命的面前要发抖的。劳动者所丧失的东西，是一条铁链。劳动者所得的东西，是全世界。愿我万国劳动者，团结毋懈！”
在五四运动期间，一些国民党人也由过去介绍各派社会主义学说，转为主要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阶级斗争理论以及十月革命方面来。当时由国民党人主办的《建设》杂志、《星期评论》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便是他们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据统计，1919年8月至次年4月，《建设》杂志就刊载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包括译文）20余篇，成为当时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比较突出的刊物之一。而《星期评论》则是与《新青年》齐名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在全国学生群众中很有影响，学生和工人经常有很多人投稿”，就连陈望道所翻译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也是由《星期评论》相约的。《觉悟》副刊也是如此。自1919年6月以后的3年内，刊载了马列主义原著及介绍苏俄政治制度的文章多达50余篇，其数量超过了《新青年》。由此可见，这3个刊物在中国早期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方面是功不可没的。虽然此时在国内涉及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中文摘译比较多，但还没有一本完整的全译本。
1920年春，陈望道由于在浙江第一师范受到守旧派的攻击，便离开此地，回到故乡义乌分水瑭，因受约《星期评论》主编人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的委托，开始潜心研究新思潮，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戴季陶早年在日本留学时思想颇为激进，曾买到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亦深知此书的分量，打算译成中文。可阅读之后，他放弃了自译的打算。因为，翻译此书绝非易事，译者不仅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还要有相当高的中文文学修养。比如该著作的第一句话（今译“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要想贴切地译成中文就不容易。此后，当他回到上海主编《星期评论》时，便四处物色合适的译者翻译《共产党宣言》，准备在该刊连载。《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得知此事向他举荐一人，杭州的陈望道可胜此任。于是，戴季陶提供了日文本《共产党宣言》，陈独秀又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英文本（原著为德文本），供陈望道对照翻译（据云，周恩来在50年代曾问陈望道，《共产党宣言》最初依据什么版本译的，陈望道说主要是据日文本译，同时参考英文本）。
陈望道回到家乡后在一间柴房里，开始专心翻译这部伟大的著作。由于柴房经年失修，破烂不堪，而山区早春的气候还相当寒冷，常常冻得他手足发麻。可他硬是只凭借着柴房里的一块铺板，两条长凳，一盏油灯，以及老母亲送来的三餐菜饭，夜以继日，孜孜不倦，终于在4月间把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经典著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译成了中文本，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共产党宣言》全译本正式出版
陈望道把中译本《共产党宣言》连同日文、英文版交给李汉俊，请他校阅。当李汉俊校毕，又送陈独秀再校，经陈望道改定，正准备交《星期评论》连载时，却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由于《星期评论》的进步倾向受到当局注意，被迫于1920年6月6日停刊。而此时，陈独秀正在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印行《共产党宣言》则是当务之急。虽因《星期评论》停刊而无法公开发表陈望道的译作，但陈独秀仍尽全力设法使它面世。
陈独秀与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议后，通过多种途径筹措到一笔经费，在上海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租了一间房子，建立了一个小型印刷厂承印《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一本封面印有马克思肖像和上端印着“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由“马格思、安格斯合著，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公开出版，这也是马克思的著作在中国第一个全译本。该书刚一问世，就在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广大知识分子竞相争购，一时成“洛阳纸贵”。
《共产党宣言》初版时印了1000册，不胫而走。一个月后，再版，又印了1000册，仍然售空。当时出版发行是借用了“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而很多读者渴望得到此书，但又苦于寻找不到“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地址，于是纷纷投书给《星期评论》杂志主编沈玄庐，询问发行处在何处，怎样才能购买到此书。1920年9月30日，沈玄庐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以“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所”为题，复信广大读者说：“你们来信问陈译马格思《共产党宣言》的买处，因为问的人多，没工夫一一回信，所以借本栏答复你们问的话”，“社会主义研究社，我不知道在哪里。我看的一本，是陈独秀先生给我的，独秀先生是到‘新青年社’拿来的，新青年社在法大马路自鸣钟对面。”就这样巧妙地回答了读者提出的问题。
应广大读者的一再要求，到1926年5月止，陈望道中译本《共产党宣言》已重印达17版之多。而从1920年8月第一次印刷发行起，到1938年上海新文化书房印最后一版时，其该书三易书名，四改译名，六换出版单位，冲破了反动当局一次次查禁封锁，终于使之成为我国早期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也成为了无数革命先驱走向信仰共产主义的启蒙课本。
《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影响和培育了当时整个一代革命者，促使他们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共产主义战士。1936年11月，毛泽东在陕北窑洞里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讲述了自己是如何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历程时说道：“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阶级斗争》；以及柯察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周恩来在谈个人和革命的历史时也说道：“这一时期（１９２０年），在国内曾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与《共产党宣言》，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由此可见，20世纪初《共产党宣言》虽然在中国历经了万分艰难的传播过程，但最终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催生了共产主义运动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蓬勃发展。
责任编辑 杨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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