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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的薛岳将军
作者：高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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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军开始渡修水河时，薛岳急令第一集团军代总司令高荫槐率领两个军驰援安、奉，俞济时率两师向高安急进。电令前敌各将领：南昌方面取守势，宋肯堂担任指挥安、奉方面取攻势，罗卓英总司令任指挥，以俞军击其首，刘、夏诸部击其腹，武宁方面亦取攻势，以所部夏、李、彭诸军击其尾。
3月27日，南昌失守。4月24日，薛岳奉中央按时收复南昌之令，指挥罗卓英部兵分三路开始反攻。左路由第一集团军代总司令高荫槐指挥第五十八、六十军向靖安、安义、奉新地区之敌进攻，并截断日军的后方交通；中路以宋肯堂等军沿赣江西岸北上，直接进攻南昌，并以一部在西山牵制虬岭、米街、牛行之敌，切断西山周围日军的交通和通讯；右路由俞济时的第七十四军东渡赣江，从东面进攻南昌。5月4日，陈安宝的第二十九军投入反攻南昌的战斗序列。6日，陈安宝中弹殉难。这时，由于缺乏攻城武器，反攻被迫停止。日军虽然保住了南昌，但死亡1．5万多人。
5月7日，薛岳电告蒋介石“安宝南浔苦战，迭挫区锋。今安宝忠烈殉国，伤悼已深，敬请重恤”。在电文中，他还承担了南昌失守的责任，说：“指挥无方，南昌未克，而丧我忠良，敬请重罚，以慰英灵。”
指挥长沙会战苦战衡阳
1939年9月，薛岳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指挥第一次长沙大捷。中央方面原本决定不守长沙，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仓促火焚长沙，弄得人心惶惶。对中央弃守长沙，薛岳不以为然，他说：“长沙不守，军人的职责何在？”白崇禧以“长期抗战，须保持实力”相劝也不听。他说：“湘省所处地位关系国家民族危难甚巨，吾人应发抒良心血性，与湘省共存亡。”
9月下旬，日军6个师团在百多架飞机和300多只舰船配合下，从赣北、鄂南、湘北分兵6路向长沙进犯。薛岳调集21个军、52个师的兵力，分别部署在赣北、鄂南和洞庭湖畔，阻止日军从侧面进攻。他采取“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作战方针，将主力置于新墙河、汨罗河、捞刀河和浏阳河等正面战场，重点放在两侧山地。会战打响后，他首先令部队阻止了赣北日军西进的道路。接着，将鄂南之敌击退，断其侧翼，然后，集中兵力歼灭正面之敌。
14日，湘北日军3个师团从新墙河继续南犯。薛岳指挥第十九、二十二、十五、六、七十七、九十五、一○七、一九五诸师于新墙河、汨罗河等战线逐次抵抗，将敌诱至捞刀河决战地带。10月初，他见日军气竭力衰，即令第四、七十三军和新编第三军。以及第十五军团，分别由南向北、由东向西对敌反攻。同时，长沙守军由西向东，尾迫部队从北向南攻击。致南犯之敌，四面受击，伤亡惨重，向北突围。随即，他令各路部队追击、阻击和侧击。经过20多天的战斗，日军遭到惨败，伤亡4万多人，其中包括少佐以上军官40余人。蒋介石在嘉勉电中说：“此次湘北战役，歼敌过半……举国振奋，俱见指挥有方，将士用命，无任嘉慰。”特犒赏参战将士15万元。
1941年9月下旬，日军以11军为主，派遣4个师团及两个独立旅团，共约15万人，在100多架飞机、200多只舰船支持下，分兵两路，第二次进犯长沙。薛岳调集了17个军共20万兵力，在正面进行“后退决战”的同时，将7个军部署于东侧山地，实施侧击，牵制敌人。经过逐次抵抗后，诱敌深入汨罗河、捞刀河伏击地带予以重创。最后，日军被迫逃回新墙河以北原据点。
12月，日军又以12万兵力对长沙发动第三次侵犯。早在11月中旬，薛岳在长沙召开了第九战区官兵代表大会，总结第一、二次长沙会战的经验教训。会上，他提出“天炉战法”，即“在预定之各作战地带，构成网形阵地，配备必要之守备部队，以伏击、诱击、侧击、尾击诸手段，逐次消灭敌人兵力，挫其锐气。然后于决战地带，使用优势兵力，炽盛之火力，施行反包围及反击，用绝对优势，予敌以歼灭性的打击”。
根据这一战法，薛岳择定新墙、汨罗两河为伏击、诱敌地带，捞刀、浏阳两河为决战地区，下令第十军死守长沙。由第十九集团军罗卓英进攻浏阳，指挥萧之楚、夏楚中两军及郭礼柏师，待敌进至浏阳河继而进攻长沙时，分别自南向北击敌。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率领夏首勋军等进驻平江，待敌向浏阳河进犯时，自东北向西南对敌侧击。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在平江指挥两个军，先依托既设阵地逐次抵抗，消耗敌军战力；其后待命转移阵地，侧击、尾击南犯之敌。陈沛军在汨罗河南岸既设阵地顽强抗敌，在逐次消耗敌力后，移至社港市、金井间山地，俟敌向岳阳、长沙进攻时，协同夏军从东北向西南击敌。各路兵万共30余万人。
12月下旬，日军向新墙河阵地发起猛攻。薛岳命守军逐次抵抗后，将敌诱致捞刀河、浏阳河决战地区。翌年元旦，日军从东南方向进攻长沙，薛岳立即命令各部按预定部署，对敌进行球心攻击，并表示说：“本会战岳抱必死决心，必胜信念。”要求各集团军总司令，以及军、师长务必确实掌握部队，亲往指挥，“倘有作战无力贻误战机者，即按革命军连坐法议处，决不姑宽”，“如敌由某部队作战地境内安全逃窜，即严惩该部各级主官及幕僚”。
1942年1月4日，各部先后攻至第二次攻击线，完成了对日军的反包围。随即，从东、西、南、北方向中心攻击，将敌击溃。薛岳见残敌突围北逃立即命令各部追击、侧击和截击。这次会战，历经半个多月，使南犯之敌伤亡5万多人。战后，他获青天白日勋章。
这年5月至11月间，薛岳先后率部支援赣东战役和解除常德之围。
1944年5月，日军任命板垣征四郎为华中派遣军总司令，移关东军南下，加上赣北、鄂南和湘北日军，共20余万之众，在600余架飞机、30辆汽车配合下，分兵3路第四次进犯长沙。
为了粉碎日军的大规模进犯，薛岳再次采用“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作战方针，令各部于湘江东岸的新墙、汨罗、捞刀、浏阳及涤水间和湘江西岸的资水、涟水间，进行节节阻敌，消耗敌力，同时，将主力置于左翼，准备在涤水、涟水北岸地区与敌决战。但因援军受阻，防线被日军强大正面的钳形攻势突破。6月19日，长沙失守。
日军侵据长沙后，立即挥军南下，进窥衡阳。早在日军入侵长沙之前，薛岳已令战力较强的第十军戍守衡阳。不久，又令商震兵团南下设于渌水两岸。同时，调集大量部队于衡阳外围，准备与日军决战。6月18—29日，先后将从衡阳西南、西北和东北方向进攻的日军击退。这时，日军又调来了援军和重型攻城武器，于7月11日，以城西南角为重点，经过空军狂轰滥炸后，发动第二次攻势。但在守军顽强反击下，攻势又被迫停止。
7月30日，日军在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下，对衡阳发动第三次攻势。薛岳命令各部进行反包围，并发出求援电13件。这时，驻守衡阳城的第十军和暂编第五十四师，兵员已减半，战斗力大损，增援部队又受阻挡。8月8日，第十军军长方先觉于苦守88天后，退出衡阳，衡阳陷入敌手。薛岳把部队部署赣粤边界，阻止日军进窥粤汉铁路。
主湘推动行政改革
薛岳在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任内，除作战外，还在湖南作了许多行政改革。他在兼任湖南省主席后，提出了“安、便、足”的施政方针。所谓“安”，就是力图使湖南人民安居、安业、安心；“便”，即便民、便国、便战；“足”，即足食、足兵、足智，并依此实施所谓“六政”建设。
薛岳把提高国民的健康水平作为湘政建设的第一要政，称之为“生民之政”。他指出：“唯有每个国民身体健康，乃能救国，唯有整个民族的健康，乃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平等。”除了增加经费改善原有医院医疗设备外，还各拨款4百万元，新建了省立第三、六、七、八医院。后来，又筹建了省立第九、十医院。抗战胜利前还电令省建、教两处拨款建设南岳体育馆和开辟中山公园。与此同时，严令禁止鸦片和限制娼妓活动。
在施政中，薛岳重视发展农业、林业、兴建水利，以及交通运输和工矿企业，称之为“养民之政”。他鼓励湖滨农民开垦湖田，扩大耕作面积，准许基层干部和文职人员，租种田地，以改善自己的生活。要求各地做到一县一农林场，一个乡镇一农林场，一保一农林场。
国民教育，即所谓“教民之政”，是薛岳湘政建设中的一个重点。他一方面发展中小学的文化教育，提高民智；一方面发展中等师范和职业教育，以适应工农业生产和中小学教育的需要。同时，反对学校商品化，责令各区专员对本区内之省立师范学校、职业中学及私立国立中等以上党校进行督导，“严整学风，改善教法，如有违背现代教育方法，以学校为商品化者，均应报府严办”。
薛岳还重视强化警察组织，肃清汉奸土匪，安定后方，称之为“卫民之政”。他要求对那些被敌伪收买，操纵市场，高抬物价，破坏社会经济……进而怨恶战争发生反战行动者，进行“切实防范”，凡“参加伪组织，替敌人带路、做侦探、做便衣队、修筑公路、运输粮弹伤兵者，一经捕获，讯明确实，准予就地枪决，以正国法”。
为了唤起民众力行抗战，薛岳推行所谓“管民之政”，整顿和健全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他规定：“凡属于社会组织之人民团体、经济团体合作事业团体，均有绝对服从命令、力行抗战建国之责，否则依法解散，重新改组。凡属社会组织之文化团体，均有宣传法令、唤起民众力行抗战建国工作之责，否则依法解散，重新改组。”同时，他说：“兵贵精不贵多。无粮无饷，无好干部，必致害民，假人名义易，取消名义难，害民之事易，救民之事难。”“治民在公正以树威信，治兵在明纪以精兵，民吾命也，兵吾命也，焉用私？……精兵保民，救乡保民，功业可立也。”
薛岳的第六政称之为“用民之政”，即重视粮政建设，指定粮食主管机构合理地规定米价、谷价，防止奸商高价图利。同时，还要求各县市，各有关部门，要把评定、核正、检查物价，作为当前最重大之任务。他指出：高抬物价固不准，压抑物价也不行，力求“中正”二字，使商民卖得出，买得入，则物畅其流，价安于市。如“奸商操纵，官商居奇，而县府纵任不理，对民生漠不关心”，物价反而高涨。他的这些措施，在战时的湖南地区，深得民心。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