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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的稿费制度
作者：孙国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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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1935—1947)有稿费吗?在许多人的想象中，延安时期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主要是打仗和生产，解决生存和温饱问题，大概是只讲奉献，不计报酬。写稿子是革命工作，哪还有什么稿费?其实，这种猜想是不符合实际的。
文献记载有稿费
据文献记载，延安时期的稿酬至少从1936年8月就已实行。此时，红二、四方面军正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和党中央尚在保安，而且硝烟未熄。为“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中央决定出版《长征记》。为此，8月5日，毛泽东、杨尚昆联名向陕北一方面军各部参加过长征的同志，发出征稿电报和信函，希望大家积极撰稿，展示长征宏图。征稿信说：“来稿请于九月五日以前寄到总政治部。备有薄酬，聊志谢意。”此书由徐梦秋、成仿吾、丁玲编成，于1942年11月出版。这里的“薄酬”是钱还是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那样艰苦的岁月，写稿还是付给报酬的。
1936年10月28日，中国抗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红军故事)征文启事》，这是一次在部队中进行的群众性创作活动。“启事”说：“为着供给红军部队的课外教育材料，为着宣传红军的战斗历史，特决定编辑《红军故事》丛书。每稿至多不超过二千字……来稿采用后，酌致现金或物质报酬。”
1937年5月10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总司令朱德，联名发出《中央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以纪念“八一”节10周年。为编好军史材料，特组建了一个包括11人的强大编委会，他们是：徐梦秋、张爱萍、陆定一、丁玲、吴奚如、舒同、甘泗淇、傅钟、黄镇、肖克、邓小平等。通知明确说：“一切创作稿件和纪念品，送来经采用后，均给以五角至二十元的现金酬报。”
1939年1月，毛泽东致周扬的信中不仅有付稿费的表述，而且还有付酬的具体标准。当时为了向全国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教、民政等真实情况，以粉碎国民党的造谣歪曲，毛泽东决定编写一本《边区实录》。初稿由他的秘书李六如、和培元各写一半。毛泽东委托周扬“全权负责修正此书”。信末特写明：“备有稿费(每千字一元五角)，当分致你与李和三同志，借表酬劳之意。”这本书1939年12月由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毛泽东为它题写书名并题词。稿费也及时兑现。
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讲话，其中谈到稿酬问题。他说：“对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要多给稿费。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要多给津贴。”
从以上文献可知，延安时期尽管生活艰苦，但对文化人的精神劳动是尊重的，稿件采用发表，都付给报酬。
报刊登稿付稿费
延安时期物资十分匮乏，文化人在困难中拼搏，创办了不少刊物。不论是铅印的，还是油印的；不论是内部出版，还是公开发行，在征稿启事中，都说明来稿刊用后，即付稿费。
《红中副刊》“征文启事”，是我们所能见到的延安时期党报最早的“稿约”。它刊于1936年12月24日的《红色中华》报上，内称：“红中副刊已出刊四期了，我们热烈地欢迎同志们替红中副刊写些文章。文艺的、时事论文的均所欢迎。来稿一经登载，将给予相当物质报酬。”这个“征文启事”的落款是“红中编委”。“红中”即《红色中华》报，创刊于1931年的江西苏区，是中共的机关报，长征中停刊，1936年1月在陕北瓦窑堡复刊。由编委会发布征文启事，足见其郑重。
《大众文艺》，1940年4月15日创刊于延安，毛泽东题写刊名，肖三主编，隶属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延安文抗”)。该刊第一期发布的“稿约”说：“来稿一经登载，酌致薄酬。”
1940年8月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直接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大众读物社，创刊《大众习作》，毛泽东为它题写刊名，后又致信社长周文，对该刊赞赏有加。它在创刊号登出的“约稿”说：“寄来的稿子，凡是登载出来的，每一千字送稿费一元。”
《解放日报》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的机关报。1941年5月16日在延安创刊，毛泽东为它题写报名和发刊词。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任社长。它在“创刊号”的右报眼刊出“本报启事”(二)：“本报竭诚欢迎一切政治、译著、文艺作品、诗歌、小说等等之稿件。一经揭载，当奉薄酬。”
总之，延安时期的其他刊物，如《文艺战线》(周扬主编)、《文艺月报》(肖军、舒群、丁玲等主编)、《诗刊》(艾青主编)等，都刊有说明“付酬”的征稿启事。采用来稿而不付稿费的刊物，当时是不存在的。
征文入选有稿费
为了活跃文艺，促进创作，延安时期组织过几次群众性的征文活动，入选作品均付给稿酬。有些文艺团体，面向社会征集剧本，也都明码标价，付给报酬。
人民抗日剧社，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组建的演出团体，直属红一方面军政治部领导，社长危拱之，随军长征到陕北。1936年6月3日，剧社在《红色中华》报上发布“征求剧本启事”：“凡是经过审查后，有小部分修改尚可表演的各种剧作品，一律给以酬报：一、话剧、歌剧，一般每出大洋贰元；二、活报每个五角；三、歌及土调每个两角；四、倘有特别出色，表演有很大成功而受看者称许的，给以特等酬报；五、双簧及滑稽的短小作品与活报大洋贰角。”
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是民众剧团的前身，诞生于1938年5月23日。它重视民间歌谣、小调、戏剧的搜集、改编和整理。7月17日，改进会在《新中华报》刊登“征求各地歌谣启事”，说明要“组织评判委员会，按成绩奖励”。
延安时期，发动过几次规模较大的写作活动，对入选作品均给稿费。除了前面谈到的《红军故事》、《红军长征记》之外，还有《苏区一日》：1936年12月由中国文艺协会发起，仿照高尔基组织的《世界一日》和茅盾发动的《中国一日》征稿方式，号召“部队党政机关和文化人，把1937年2月1日这一天陕北苏区有意义的事记下来”，“入选作品均给酬金，以资鼓励”。《五月的延安》：边区文协于1938年4月发起，艾思奇、林山、柯仲平等任编委，要求用各种形式的文字，记下“红五月”某一天的经历、见闻，“征稿截止日期是六月五日，并准备现金薄酬，酬劳写稿的同志们”。此外，还有《我怎样来到陕北》、《十年牢狱生活》、《警区一日》、《秋收特写》等征文活动，无一不给稿费。
为了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中宣部编审委员会计划出版大批中级读物，包括社会科学、文化艺术、自然科学等方面。为此，它在1941年5月22日的《解放日报》上刊出《征稿启事》，明确说：“来稿一经采用，稿费从优。”这是我们所见到的延安时期唯一一则申明稿费“从优”的征稿启事。
1941年9月，延安业余杂技团登报征集魔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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