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陈企霞与“匿名信”事件
作者：孟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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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企霞是所谓“丁、陈反党小集团”里的主要人物。“丁、陈”受批判的直接原因是毛泽东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该信指斥主编《文艺报》的丁玲、陈企霞拒绝发表李希凡和蓝翎评论《红楼梦》的文章，是“压制新生力量，向资产阶级思想投降”。1954年10月18日，中国作协党组召开会议，传达了这封信。自此，作协党组便多次召开会议，展开了对《文艺报》的批判。这时候，一些曾被《文艺报》批评过的人，有了名正言顺发泄不满的借口，正如周扬所说，“有冤的申冤，有仇的报仇。”
陈企霞之子陈恭怀在《关于父亲的〈陈述书〉》一文中说：“解放初期的文艺界，尽管有当年解放区文艺创作的雄厚基础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指引，但是，一方面在文艺理论和批评上深受苏联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自己的文艺理论及批评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从《文艺报》创刊到1955年前后，文艺界上层领导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一直是相当激烈的，抗战以前文艺界在上海的矛盾也不时重新流露。《文艺报》作为一个文艺理论和批评的阵地，自然就成为矛盾的焦点。所以《文艺报》的工作就不断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与指责。”
那么，夹杂着一系列恩怨的批判，让性格耿直、心高气傲的陈企霞难以忍受，可在批斗会上根本没有他申辩的机会。于是，一封反映作协党组处理问题不公的匿名信发出了。
对于匿名信的具体情况，几位当事人的纪录在一些细节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综合起来才可能得到最接近真实的过程。
张僖先生在其所著《只言片语——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中披露：
大约是1954年11月或12月，正是中国作协批判检查《文艺报》所犯错误的时候，有一天，刘白羽同志找到我，递给我一封信说：“这是封写给刘少奇同志的匿名信。少奇同志批下来了，转给了公安部，又转到咱们这里，让查一下这封信到底是谁写的……”
我接过信，这是一个普通的短白信封，没有单位落款，更不是作协通常用的那种牛皮纸信封，上面写着“刘少奇同志亲启”的字样。在刘少奇的名字上画着一个圈，估计是刘少奇同志圈阅过。信的投寄地点是北京西单某邮局。
我印象中信封里面有三四张普通稿纸，上面也没有印刷单位。
……从信中的内容和措词来看，写信的人对作协内部的情况非常熟悉，给人的初步印象是，这封信是作协内部的知情人写的……
既然是刘少奇同志亲自批下来的，当然事关重大。我马上找到公安部六局局长陈中，他说已经知道这件事，写信的人可能就在中国作协内部。他希望我们自己先查一下。
我们根据匿名信的笔迹开始查找……我们从作家协会工作人员的档案中，取出每个人自己填写的登记表，把表上的字迹与匿名信一一核对。然而找了很长时间，没有结果。这件事放在工作日程上大约有一年之久。（因为陈坚决不承认，又没有有力的证据。）
……反右斗争开始的时候……有一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王任叔（巴人）找到刘白羽、严文井和我，讲述了一件事情，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个女编辑，这次她在与副主编楼适夷的谈话中，揭发出当年匿名信的事。说是当时陈企霞写了信，通过这个女编辑找了一个“老秀才”，把这封信抄了一遍，然后陈企霞去了上海，由这个女编辑把信寄出的。
我们当即去了这个女编辑的家。女编辑领着我们又找到了那个替陈企霞抄信的“老秀才”，最后证明女编辑说的是事实。
陈企霞同志可能是得到了消息，第二天，他就由他的夫人郑重陪着来到作协，拿出一把钥匙交给我们说：“这就是罪证。”这把钥匙是那个女编辑家的……匿名信的问题到此真相大白……1957年8月3日陈企霞被迫在作协党组的第十次扩大会议上作了检查。他承认了匿名信的事件……
那么，这封信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陈恭怀说：“这封匿名信向中央反映了对作协党组某些人在处理《文艺报》问题上的不同看法。”信中说，去年（1953年）年底党对《文艺报》的错误所进行的批评，是由于文艺界某些领导同志推卸责任，中央“偏听偏信”的结果。作协党组对《文艺报》的批评“过火”了，是“随波逐流”、“看风使舵”、“趁火打劫”。
而写这封信的女编辑同陈企霞又是什么关系呢？陈企霞的学生徐光耀在2005年4月接受凤凰卫视访谈时，谈到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之后，天津的女作家柳某揭发了陈企霞。陈企霞在作协党组会上有一个“坦白交代”，“他一上去就说，我是个犯了严重错误的人，我就是个反党分子，我陈企霞。这个自以为很聪明，办了很多反党的事，实际上，我还是不聪明的。他就说，我跟周言（即本文所说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女编辑）已经同居了10年，我们有一个密室，这个密室的钥匙，我现在掏出来交给组织。就把钥匙掏出来扔在桌子上。大伙儿就觉得，哎，姘居10年这样的丑事他承认了，钥匙交出来了。这个匿名信是他跟周言秘密地写好了，写好了以后，让周言的一个侄女给写出来什么的。”而徐光耀发表在《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1期上的《昨夜西风凋碧树》长篇回忆文章，对此事作了如下记载：“他所交代的‘比柳某所谈更可怕’的第一件事，是与一个女人姘居10年，二人合伙写过3封匿名信，向党中央告状。”
张僖与徐光耀对同一件事情的说法有3个明显的不同之处：
一是这位女编辑的名字。张僖和徐光耀一开始都没有说出来，明显有道德上的隐晦意图。而实际上，陈企霞在自己的检查中面对着参加会议的几百人，是说出了女编辑的名字的。正是陈企霞的这个举动引起了丁玲的极大反感，以至于两人被“解放”之后，几乎不再来往。到2005年的时候，事情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徐光耀先生可能觉得没有必要再加隐晦，何况采访者是凤凰卫视，毕竟在内地的观众面要少得多。
二是笔迹为谁所留。张僖说是一个“老秀才”，徐光耀说是女编辑的侄女。
三是匿名信的数量。张僖只提到了刘少奇批示的一封，徐光耀明确说是3封。
其中，对于破案具有重大意义的笔迹线索，竟然有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抄写者，一个是“老秀才”，一个是女编辑的侄女，这期间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
陈企霞为了避免人们对自己的怀疑，在他出差上海期间，那位女编辑在北京寄出了匿名信。即使如此，匿名信所反映的问题，仍然使人们将怀疑的目光聚焦在陈企霞身上。只是因为笔迹对不上，陈企霞又坚决否认是其所为，事情才拖了下来。
在1955年8月至9月作协党组的一系列扩大会议上，白朗在一次发言中说，她在1954年12月曾以支委身份找陈企霞谈过一次话。当她1955年6月下旬第一次看到那封匿名信时，就感觉到信中的话语同陈企霞的谈话具有很大的一致性，并当即向领导说出了自己的看法。白朗的发言引出了其他与会者的一些证据，证明陈企霞与匿名信有关，因为不仅信中的思想观点与陈企霞相一致，而且信中所提供的事实只有陈企霞全部知道。据此推测，匿名信是陈企霞与人合作共谋，由别人抄写寄出的。
而在作协党组会召开前的7月底，正在安徽梅山水库体验生活的陈企霞就接到了周扬、刘白羽通知他回京与会的电报。这样的揭发是不是会前“布置”好的不敢枉猜，但通过匿名信来揭批陈企霞则是无疑的。
对于会议的情景，陈企霞在《陈述书》中写道：
1955年8月1日夜， 我按照来电的要求抵达北京，1日晚即参加了党组扩大会上关于匿名信问题的讨论。第一次会主要是文艺报几个同志的发言，他们一致认为信是我写的。会后，周扬、丁玲、刘白羽等同志留下我来同我谈话，我申辩了一下，并提出一些意见。我向周扬同志说，不能把很多不明不白的事情，强加在（我）头上……我希望弄清各种事实。周扬同志回答我说：你就是这样说也是错的……最后。周扬同志又说，你看，今天晚上大家一起来检举你，该不是布置的吧？我当即回答他说：如果是正确的思想斗争的话，不但可以布置，而且也是应当布置的。问题是斗争得对不对，不在于是否经过领导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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