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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红旗”的提出与实施
作者：贺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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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58年前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极不寻常的一个时期。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胸怀“落后就要挨打”的忧患意识、“开除球籍”的危机感和“尽早改变我国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用“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豪迈气概，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接连干了几件震撼世界的大事：制定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及在它引领下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和在全国范围内大搞“人民公社”化运动。那时，辽阔的祖国大地到处是“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大干快变，超英赶美”的壮观场面。
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当时人们习惯地把它们称为“三面红旗”。
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试图通过“三面红旗”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快马加鞭地推动国家的经济建设，尽早挤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这个愿望和决心是好的，毋庸置疑的。但由于决策本身的某些缺陷和实际施行中的巨大偏差，加之3年严重的自然灾害，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造成了全国范围内经济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各项建设难以为继，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三面红旗”已过去半个世纪了。回过头来看，都是一个盲目冒进的问题。总路线是在经济建设总的指导思想上的盲目冒进；大跃进是表现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盲目冒进；人民公社则是反映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变革方面的盲目冒进。50年，弹指一挥间。但对经历过那如火如荼岁月的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每每回忆起来，总有不少感慨和沉思。
一
总路线的全称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据史料记载，最早出现的是“多快好省”。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说，要拿个好办法，“可以使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不久，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又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要“又多又快又好”。12月6日，毛泽东在关于反右倾反保守的讲话中说，中国农民比英美工人还好，因此可以更多、更快、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稍后，毛泽东采纳李富春的建议，在多、快、好三个字后边加上了一个“省”字。12月14日，全国农具工作会议首次传达了中央“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设方针。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在《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元旦社论中，提出“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自己的事业”，从而把“多快好省”的口号向全国公开发表了。
到了1958年，《人民日报》在《乘风破浪》的新年社论里说，不仅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而且“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社论发表后，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1月上旬，毛泽东在同历史学家周谷城谈起《人民日报》新年祝辞时，周谷城对毛泽东说，这篇社论的中心就是8个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赞成周谷城归纳得好。后来在南宁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又多次提这8个字。1958年3月中央召开了成都会议。会上，毛泽东再一次提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时发出不少感慨，并与“多快好省”连在一起，称之为“总路线”。至此，一个完整概念的“总路线”形成了。在毛泽东看来，通过建国后七八年的实践，终于摸索出了一条加快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子。
后来，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中央将总路线提交大会讨论，得到与会者的一致拥护和大会的正式通过，并写进大会形成的决议中。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兴致勃勃，侃侃而谈，纵论总路线。为什么要提“鼓足干劲”？毛泽东说，一个人也好，一群人也好，我们一个党也好，全国人民也好，没有一点劲，或者劲不足，那不好办事。所以要鼓足干劲。又说，什么叫“力争上游”？比如，《农业发展纲要》提出的任务，原定12年完成，现在不要12年了，有些基本的项目，个别的省说3年可以，有些项目今年就可以完成。还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是非要不可的。这个劲有个量的问题，现在用“鼓足”这两个字，恐怕比“鼓起”好。鼓起，早已鼓起来了，你还要起？问题是足不足？毛泽东继续说，“多快好省”是从哪里来的？就是因为群众里头出现了多快好省，工厂、农村、商店、机关、学校、军队里都出现了多快好省。人民要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需要提及的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虽然提出来了，但此时毛泽东对它究竟对不对，仍然将信将疑，并说过重大的路线、方针，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形成，逐步完善，用实践进行检验。可惜的是，毛泽东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未能把他这个正确的思想贯彻好。此后不久，紧接着就发动了脱离实际、违背客观规律的“大跃
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二
伴随着总路线的实施，“大跃进”运动也随即兴起。而且，这一搞就是连续5年的跃进期。
早在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就揭开了发动农业“大跃进”的序幕。这次全会通过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号召农业和农村工作“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是党中央第一次向全国人民发出“大跃进”的信号。而这年冬至1958年春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又是农业大跃进的前奏。当时，全国投入水利建设的劳动力，10月份两三千万人，12月份8000万人，到1958年1月，投入劳力达到1亿人。跃进的气氛甚为高涨。
在水利建设的高潮中，中央召开了南宁会议。毛泽东亲自提出以跃进的速度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确定的目标。领袖一声令下，各地迅速行动，12年太久，只争朝夕。南宁会议后，浙江、广东、江苏、山东等省委提出，5年或者稍多一点时间粮食生产达到纲要规定的指标。河南省委更是跃进得惊人，要求当年实现12年内规定的目标。就连因工业集中、历年靠吃外调粮的辽宁省也坐不住了，提出当年实现粮食、猪肉、蔬菜三自给。
为了农业的大跃进，《人民日报》大造气氛，发表了《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的社论，使跃进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在农业大跃进里，一个致命的东西就是“放卫星”，搞浮夸。有的一夜之间就放出一个大卫星。放的卫星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离谱。水稻卫星最高的达到亩产130434斤，小麦卫星最高亩产8585斤。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多么的无知可笑，何等的自欺欺人！除了水稻、小麦外，玉米、高粱、蚕豆、红薯和蔬菜、水果也是一个接一个地“放卫星”。当时农业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
那年代，中华大地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豪言壮语比比皆是。
农业小兄弟跃进了，工业老大哥岂能落后（当时人们把工业说成老大哥）？农业逼工业，于是工业大跃进也迅速开展起来了。当时的工业大跃进是以全党全民大办钢铁为标志。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随后参加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在64个党的会议上说，15年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钢2000万吨，再过15年，可能爬到3000万吨。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4000万吨，岂不超过英国了吗？12月2日，刘少奇在一次会议上向全国公布了这一目标。
后来，冶金部在和各省、市、自治区研究钢产量发展速度时，认为1959年可以达到1200万吨，1962年3000万吨，1967年7000万吨，1972年1.2亿吨。于是得出结论，5年或3年就可以赶超英国了，根本用不着15年这么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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