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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年的文艺“大跃进”运动
作者：徐秋梅 吴继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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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很多著名文艺家个人也制定了“跃进”指标，提出自己在多长时间内要写多少部小说、创作多少篇诗歌、完成多少部美术作品等。例如，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在《我的规划》中表示：下半年要“写一个多幕剧、两个独幕剧；每月写小品、评论一篇以上；写成《五四杂忆》初稿；重温和精读《矛盾论》、《实践论》，做学习笔记……”并“保证完成，争取超额”，“谨以上条件，向部、局、司级的同志们友谊竞赛。请大家予以督促检查。”
文艺“卫星”的升起
“放卫星”词语来自苏联第一颗人造成卫星发射成功的启示，在1958年成为流行的时髦词语，被用在所有需要发展、增加、提高、夸大等事情上。当年的8月11日《人民日报》就以“放卫星”为题，描述了农村亩产上万斤粮食的高产“卫星”现象。在1958年文艺界所放“卫星”中，以当时开展的“新民歌运动”和“新壁画运动”最为引人注目。一时间，全国到处是“歌声遍田野，壁画满山墙”。
“新民歌运动”是在毛泽东倡导和支持下开展起来的。1958年3月22日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指示要搜集民歌，他说：“印一些诗，净是些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回去搜集一点民歌。各个阶层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看民歌不用费很多的脑力，比看李白、杜甫的诗舒服些。”
在领袖倡导、全民动员的情况下，“新民歌运动”迅速在全国掀起，开展得如火如荼。“跃进歌声飞满天，歌成海洋诗成山。太白斗酒诗百篇，农民只需半袋烟。”“大跃进”时期的诗歌创作现象，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很多民歌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我来了》：“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龙王辞职》：“自古水往低处流，谁见河水翻山头；人民智高力量大，指挥江河有自由。”“龙王一见愁上愁，告老还乡去退休；调动一切积极性，还是把他社里留。”《月宫装上电话机》诗：“月宫装上电话机，嫦娥悄声问织女：‘听说人间大跃进，你可有心下凡去？’织女含笑把话提：‘我和牛郎早商议，我进纱厂当女工，他去学开拖拉机。’”《惊动天上太白星》诗：“一阵锄声卷入云，惊动天上太白星，拨开云头往下看，呵！梯田修上了南天门。”《社员堆稻上了天》诗：“稻堆堆得圆又圆，社员堆稻上了天。撕片白云擦擦汗，凑上太阳吸袋烟。”《铺天盖地不透风》诗：“玉米稻子密又浓，铺天盖地不透风。就是卫星掉下来，也要弹回半空中。”一位诗人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描绘了“大跃进”时期的“盛景”：“到处成了诗海，中国成了诗的国家。”“几乎每一个县，从县委书记到群众，全都动手写诗；全都举办民歌展览会。到处赛诗，以至于全省通过无线电广播来赛诗。各地出版的油印和铅印的诗集、诗选和诗歌刊物，不可数计。诗写在街头上，刻在石碑上，贴在车间、工地和高炉上。诗传单在全国飞舞。”
在1958年“新壁画运动”中，山西平顺县有一首新民歌是这样赞美新壁画的：“社会主义新壁画，新农村里把根扎。农民热爱新壁画，村村都把壁画画。跃进车，跃进马，处处都是跃进画。新壁画，会说话，教育人心向灯塔。农民思想得鼓舞，生产劲头比天大。实现建设总路线，人人心里笑开花。”在“全国农村群众文化工作会议”上，河北省昌黎县后钱庄中心俱乐部主任高学谦在会上作了典型发言。据介绍：他们在“生产大跃进，文化紧紧跟，壁画打头阵，歌唱做先锋”的口号下，仅用了3天工夫，就创作了164幅壁画，出现了“墙壁粉刷白，诗画满墙山，户户六面光，村村大改观”的局面。中共昌黎县委宣传部长黄德玉在发言中说：“该县壁画创作的大跃进在3月18日开始，7天突击，3天扫尾，到3月30日共计12天的时间，就在全县范围内实现了壁画县，共画出壁画6千多幅，把农村换上了美丽的装束。”《美术》杂志1958年第9期发表了题为《共产主义艺术的萌芽》的长篇通讯，并加了编者按，报道了江苏邳县的群众美术活动的情况。文章说：“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目前，农民绘画在我县已经形成了全民性的运动，农村中千军万马的美术队伍，日夜苦战，八一前统计：全县即有1800个农村美术组，6000多个美术骨干，7月份完成壁画23300幅，宣传张贴画15000幅，达到村村有壁画10幅以上，队队有壁画5幅以上，基本上实现了壁画县。8月3日县委在官湖召开了现场会议，又来了一个大跃进，至8月15日，全县农村美术骨干发展到15000人，完成壁画105000幅，宣传张贴画78000幅，达到50%的村社户户有壁画1-5幅。”“编者按”称赞道：“邳县的农民壁画运动是群众美术活动中的一颗‘卫星’。”“这是党的总路线的伟大作用在美术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我国革命美术事业向共产主义跃进的一个新形势，它的重大意义在我国美术史上是划时代的。”
偃旗息鼓
不可否认，1958年的文艺“大跃进”运动对于普及文艺知识、使人民群众零距离地触摸和感受文艺，活跃和发展农村的文化活动，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在当时带着严重的“浮夸风”色彩的“大跃进”运动的背景下，这种一哄而上的突击式、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式、行政命令式的发展文艺的方法，是违背文艺发展规律的。首先，从艺术价值上看，文艺“大跃进”所产生的文艺作品，绝大多数都是一些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式的作品，非但没有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反而阻碍了艺术的多样化发展。其次，“大跃进”时期文艺表面的繁荣，并不代表文艺的真正进步和发展，只能导致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同时，在客观上对当时的“浮夸风”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正是由于文艺“大跃进”运动存在着诸多问题，作为文艺家、诗人的毛泽东也感受到了。1959年3月，毛泽东在郑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写诗也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叫每个人都要写诗，几亿农民要写多少诗，那怎么行？这违反辩证法……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由于毛泽东态度的变化，再加上农业高产“卫星”的真相逐渐被披露和随后到来的全国严重的粮食饥荒，群众的文艺创作热情的锐减，文艺“大跃进”逐渐偃旗息鼓。
责任编辑 杨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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