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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６年：周恩来的困惑
作者：张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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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抱定入‘地狱’的决心”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林彪和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表讲话。林彪在讲话中极富煽动性地说：“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你们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周恩来却郁郁寡欢，国民经济早已不能正常运行，所以，他在讲话强调：工人、农民、科研人员和机关干部，“应当坚守岗位，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要求红卫兵不要到企业、农村“进行革命串联”；“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命”。
可是，这篇讲话却被中央文革称为“大毒草”。在一次中央碰头会上，江青气嘟嘟地说：“用生产压革命，真是岂有此理！你们下文件，发社论，叫农村、工矿不要革命。把以前的文件都收回来。”周恩来理直气壮地回答，这篇讲话是经中央研究，后又经毛主席同意的。尽管江青有特殊的身份，即毛泽东的夫人，也有合法的职务，即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可是，周恩来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原则问题上，毫不退让，他对江青说：“生产搞乱了，我们去喝西北风吗？”“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
红卫兵以打、砸、抢而横行国中。8月30日，章士钊被抄家后，于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阅后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有此批示，严厉地批评了有关人员，并作具体指示：（一）把抄走的东西全部归还章士钊。（二）派两名解放军战士到章士钊家负责保卫工作，防止红卫兵再抄家。（三）将章士钊秘密转送到301医院加以保护。同时，他还给公安部、统战部开列一份长长的应予保护的名单，他们中有：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
当红卫兵擅自将班禅劫持到中央民族学院关押时，周恩来十分恼火，立即让北京卫戍区派人前去制止，并一再交代，绝不允许红卫兵对班禅采取侮辱性的斗争方式。同时，周恩来还派联络员，会同北京卫戍区指战员，将班禅由中央民族学院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他还亲自过问华罗庚的问题，阻止造反派抄华罗庚的家。造反派四处点火，无端肇事，而周恩来则像消防队员和交通警察一样，扑火救急，疲于奔命。在如此带有全局性的政治灾难之中，他可以凭借自己的威望和地位，以及娴熟的政治智慧，保护一大批人。但是，这种个人作用毕竟是有限的。他对刘少奇、贺龙冤案的无能为力，便是最为典型的实例。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陈伯达在会上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概念。林彪则在会上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似乎有一种默契。会议期间，北京的大街小巷贴满了“打倒刘少奇”的大幅标语，周恩来对此极不满意，他在接见哈尔滨工业大学红卫兵代表时，告诫他们不要去天安门张贴大字报，指出：“你们把少奇同志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你们要考虑考虑。少奇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是国家元首，就是要撤换也不需这样去发动群众。你们做事要慎重些，凡是中央未提倡的，《十六条》里又没有的，你们就要考虑考虑。”
周恩来的劝阻没起什么大的作用，“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并向全国扩散开去。他对此十分生气，极为反感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都看见了，大街上那些大标语与口号上，把刘少奇名字倒着写，打叉叉，这像什么话嘛！这样做不文明啊！少奇同志的问题还没有定性嘛，即使定了性，我们也不能侮辱他的人格嘛！”也就是在此时，他吩咐自己的保健医生：你去看看少奇同志，他现在怎么样了？11月8日，廖承志等电话请示：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将至，刘少奇、邓小平是否出席？如果出席，红卫兵可能冲上主席台或叫喊不恰当的口号，怎么办？周恩来毫不犹豫地批示：“刘、邓可请假不出席。”
这样的事情并非一例，11月19日，北京政法学院要开批判李雪峰大会，并且要联系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他知道后，立即通知新华社：刘、邓问题中央已解决，不要在群众中搞。中央不支持他们开这样的会。他苦口婆心地对红卫兵做说服工作，不让学生冲中南海，对刘、邓不宜采取揪斗。12月31日，他在同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谈话时，仍在做说服工作，不同意让王光美回清华检查。他反对把刘少奇的问题划为敌我矛盾，表示：“不能把你们的看法强加于我。你们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去。”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康生便无中生有地造谣说：“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林彪的党羽则诬陷贺龙插手海军、空军和政治学院，在军队搞所谓“地下活动”，“罢官夺权”。12月24日，周恩来同贺龙谈话，保护性地提议他暂停工作去休息。贺龙、薛明夫妇原被安排在钓鱼台居住。周恩来考虑到中央文革也在此，于是，又将他们转移到北京郊区新六所。造反派从中央文革处得知信息后，又吵吵嚷嚷到新六所。周恩来知道后，立即又将贺龙夫妇接进中南海西花厅的自己家中。
在西花厅居住的日子里，周恩来担当国事，鞠躬尽瘁、朝乾夕惕的情景，给薛明留下难以忘却的记忆：“每天黎明前我和贺总都扒在窗台前，盼着总理早点起来。当时正值隆冬，分外严寒，每天天快亮时，才看见总理的汽车缓缓地从外边回来。总理太疲乏了！太劳累了！看到这些，我和贺总心里难受极了。林彪、‘四人帮’一伙对老帅们采取冷攻，对总理是搞热攻，车轮战，使他不得休息。……贺总住在西花厅，心情很不安。总觉得总理天天为国家操劳，他却躲在西花厅休息，很不是滋味。总理工作这么紧张、劳累，有时还抽时间到我们的住处看一看，每次来后，都对贺总说：‘你要安心住着吧。’”
“文化大革命”的恶性发展，远远超出周恩来的意料，尽管如此，他还是苦力支撑。据他的工作台历所记，红卫兵运动开展以来，他共接见北京和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及群众组织代表160余次，劝说他们以大局为重，维护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安宁。
他对“文化大革命”也是很不理解，曾和刘少奇、邓小平说过类似的话：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然而，他是个组织性极强的共产党人，对领袖尤为忠诚。运动之初，他曾经说过：“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没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也没有经验。但毛主席对运动的前景是看得清楚的，我们看不清不要紧，要紧跟主席，不要掉队。”他常常处于矛盾的心境之中，既“要紧跟主席，不要掉队”，又要应付各种各样混乱复杂的局面。他经常告诫党的高级干部：要抱着“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态度，因势利导，挺身而出，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11月24日，他在参加讨论《工矿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的修改稿会议上的所说的一段话，最能体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困难的处境和无奈的心境，他说：“我们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不入虎穴谁入虎穴？为了党和国家利益，要不惜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要有我们当年跟敌人打仗深入虎穴取虎子的精神，要抱定入‘地狱’的决心。”
责任编辑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