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李耕涛与天津小百花剧团
作者：甄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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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耕涛一向重视通过艺术实践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同时，在关键时刻敢于站出来保护人才，这种实例举不胜举。1959年小百花剧团到北京怀仁堂为中央首长演出，有关部门对演出人员进行政审时，发现有两位演员家庭出身不合格，提出换人要求。正在天津驻北京办事处的李耕涛听了汇报后，生气地对文化局负责人说:“出身好坏是他们爹妈的事，怎么能把账记到孩子的账上?我可以拿脑袋给他们担保，我就不相信这些孩子会飞到台湾去!”1960年小百花剧团接受出国演出任务，有关部门政审出国人员名单时，提出党团员太少。李耕涛听说是因为某些演员家庭出身不好或亲属有历史问题而不能发展，便对剧院总支书记说:“孩子们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不要让他们年轻轻的就背上家庭出身的包袱。”他在筹备出国演出动员大会上说:“一个人的出身是不能选择的，但走什么路是可以选择的。出身不好的同志，只要听党的话，安心演好戏，组织上是绝不歧视任何人的。”他要求党团组织尽快发展一批党团员，争取达到党团员占百分之七八十。
梆子剧院副院长兼小百花剧团副团长韩俊卿，是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为创建天津小百花剧团作出了非凡的贡献。她1953年赴朝鲜慰问志愿军，从归国后就提出入党的申请，因为她在旧社会从艺期间的某些问题而一直未被批准。李耕涛为她入党的问题，上上下下做了不少的工作，他说，对旧社会过来的艺人，不能要求历史多么清白，在那样的社会环境里，为了生存做点违心的事也是被逼无奈。解放以来，韩大姐对党的感情是真诚的，她迫切要求入党，怎么可以抓住这一点儿历史问题不放呢?剧院党总支负责人告诉李市长，有些党员和群众对韩俊卿有意见，说她是假积极。李耕涛说，韩大姐要求入党迫切了些，工作没少干，难免得罪人，她确实不容易。我们应当保护这面旗帜，有了成绩记到她的名下，群众有了意见我们揽下来。尽管如此，直到1959年春天韩俊卿入党问题还没有解决，障碍依旧是她的历史问题。李耕涛听了汇报后，想了想说:“你们不发展，那就由我和亢之同志（市委文教书记)做介绍人，拿到市委去发展。”后经李耕涛、王亢之、方纪、黎砂等市、局领导耐心作工作，韩俊卿的入党问题终于在1959年3月中旬的支部大会上通过。
超前的思想观
李耕涛把“小百花”作为试验田，摸索共产党领导戏曲剧团的经验，距今已经过去几十年。回忆他在当年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环境下，思路和方法竟同今天有许多相似之处，革命家超前的思想观念实在令人钦佩。
1958年前后，各地出现了编演现代戏的高潮，“小百花”也移植了一出表现农村人民公社化的现代戏《冬去春来》，李耕涛很不赞成。他明确表示“我不同意‘小百花’这样基本上处于打基础的剧团搞现代戏。”他在写给文化局负责同志的信中指出，“‘小百花’是演历史剧的剧团，但要时刻注意其现实意义。如何以旧形式演现代戏，可作为一个题目讨论，但形式和内容未得到协调前，不必勉强演现代戏。”他对梆子剧院的干部讲话时也谈道：“不是在台上演工农兵才叫为工农兵服务。为群众演好戏，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就是为人民服务。”他看了天津评剧院演出的表现城市人民公社化的现代戏《鸿顺里》后，对评剧院负责人说:“这种戏只能演那么几天，一阵风过去就完了。”李耕涛认为河北梆子的传统艺术过于突出悲壮，旧社会人民群众受压迫，心中愤懑，对这样风格能接受；现在是社会主义，生活安定，人民群众不再需要悲悲切切，而是需要乐观、轻松。他建议“小百花”多排演一些情调健康、形式活泼的小旦、小丑戏。他还具体提出派学员到戏校学习《荷珠配》，到京剧团向王紫苓学习《柜中缘》，他说王紫苓的这出戏风趣好看。
1958年全国大炼钢铁，“人人大跃进”。在人民礼堂召集的一次全市商业系统书记会议上，李耕涛市长在讲话中谈到，要安排好人民群众的生活，注意有劳有逸。苏联放卫星，咱们放改善群众生活的卫星。老头老太太们要打麻将，那就多生产一点，叫大家尽情地玩儿，工人下班也可以打会儿麻将，工会里都买它几副。他的这次讲话，在市内很有影响，当然也引出不少的议论，李耕涛却满不在乎。1960年，河北梆子剧院翻盖所属的新华戏院，李耕涛对施工方案作了指示。他说，戏院是人民群众娱乐、休息的场所，累了一天后到这里来消遣，我们要搞得舒适一点儿。他建议把新华戏院改造成全市独有的风格，座席间距稍大一些，便于体胖的观众出入；走道上铺上地毯，观众座席前留出摆放小吃的设备，冬天放上一杯茶，夏天放上一瓶汽水。如果达到这样的条件，票价适当提高，群众是能够接受的，剧场不赔本就可以了。
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正是李耕涛疾病缠身的时候，他不顾自己的身体疼痛，却关心小百花剧团的青年人。他听说有许多师生得了浮肿，亲自出面和粮食局协商，拨给“小百花”2000斤粮票。当时有人背后议论这是市长对“小百花”实行特殊化。李耕涛听了很激动，他动情地说:“戏曲演员是特殊职业，培养一名大学生容易，培养一个演员难啊!对特殊人才给点特殊照顾，是革命事业的需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一人少吃一粒米，就把这些孩子们保护下来了!要叫马儿跑，又不给马儿草，上台翻跟头不是要出人命吗!”李耕涛要求剧院领导:“主要演员体力消耗大，对他们要适当照顾，每天给他们两个鸡蛋一杯奶，有演出时再发一块巧克力。要保证重点，不能搞平均主义。”那时候，编导人员为了写剧本或讨论剧本，有时在一起开夜车，李耕涛总要提醒行政干部为他们做碗热面汤送去。
李耕涛经常教导梆子剧院的领导干部:“干部之间、干群之间、艺人之间发生一点小矛盾，这是难免的，不是原则问题，不要小题大做。本来矛盾不深，你偏要分它个谁是谁非，问题没解决，矛盾反倒更深了。有了矛盾别当回事，坐到一块儿，二两酒一壶茶，矛盾自然就解决了。”李耕涛做人的思想工作有自己的角度和思路，往往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当年，他身为市长去抓剧团的具体工作，常有人在背后议论。李耕涛不去解释。他说：“做什么事没有人议论?‘小百花’的方向是否对头，任人去说，将来让历史去检验。”
1961年12月，市委通知身患肝炎、糖尿病的李耕涛和患高血压症的市委文教书记王亢之一起去广州疗养。正巧在全国戏剧院团巡回演出规划会议上，广东等南方几省的演出公司邀请天津小百花剧团前去演出。文化局长黎砂建议，这么远的路，又是对河北梆子生疏的地区，若去就趁两位市委书记在南方时去，当地可以有个关照。剧团给身在广东的李耕涛市长挂了电话，李耕涛听完情况汇报，明确答复，“小百花”是市里的重点剧团，这事要向市委汇报，按市委指示办。结果，市委很快批准了“小百花”南下演出的计划，并责成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纪领队，文化局艺术处副处长贾杜担任临时党支部书记。经过短期准备，剧团于1962年1月10日动身，前往广州。当天上午9时，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白桦冒着飞雪来到剧团，代表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为“小百花”送行，他转达了万书记的几点指示:河北梆子南下演出。这是多年来未有的，在南方一定要打响，为天津争光；既然出去了，路程可以远一些，除两湖、两广外，云南、贵州、四川也可以去，半年时间不够可以延长，不要考虑经济问题，做到自给自足就可以了。白桦说，这次南下有3项任务，一是游历名山大川，开阔年轻人的眼界。二是向南方剧种、剧团学习，把人家的好东西学回来。三是把河北梆子传播到南方，扩大“小百花”在全国的影响。小百花剧团在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和河南等省的14个城市先后演出半年，总收入18万多元，除去各项开销，返津后结余2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