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鲜为人知的红色“国际特科”
作者：谭敦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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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期间，东北以及华北等许多城市活跃着神秘的“国际特科”组织，“国际特科”行踪诡秘、大胆机智，在沦陷区探情报、烧仓库、炸铁路，给予日寇重大打击。日寇首脑被搅得心神不安，关东军司令东条英机暴跳如雷，严令属下着力破案，但始终线索渺茫。红色“国际特科”与正面战场遥相呼应，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有力组成部分。
但是，由于极其特殊的历史环境和历史原因，这些隐蔽战线的勇士一直鲜为人知，致使英雄无名，湮没草莽……
笔者有幸在上海见到原“抗日救国第十一路军总参议”、“国际特科”重要成员张逸仙的后人张列力等，又在哈尔滨研究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拟揭开这段历史之谜之一斑。
杨靖宇的前任杨奠坤成为
“国际特科”组织者和领导者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大举进占东三省，蒋介石令张学良将几十万东北军调进关内。日军在很短时间就占领沈阳、四平、吉林、长春，又向黑龙江省政府所在地齐齐哈尔进攻。留守将领李杜、马占山团结当地军民，率部奋起抵抗，在嫩江江桥边浴血奋战——这就是著名的“江桥抗战”。消息传到哈尔滨，全市人民热血沸腾。
中共党员、共青团满洲省委代理秘书长杨奠坤来到哈尔滨，积极开展兵运工作。退守哈尔滨的东北行政长官张景惠准备投向日寇，其警备大队长于镜涛更属铁杆汉奸，许多下层军官对他们极为不满。杨奠坤与大队部军官周维斌等人商议，准备在12月7日晚12点起义，把队伍拉出去抗日。但由于计划不周，被于镜涛察觉，12月7日晚，于以请各中队长吃饭为由，将这些军官集中一处喝酒，不许出入；又暗中将驻扎市内各中队调动市外，使起义无法发动。随后，日寇占领哈尔滨。后来，这支队伍的不少人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之中。
1932年初，中共满洲省委由沈阳迁到哈尔滨，省委书记罗登贤分配杨奠坤代理军委书记，派他到吉林省磐石县开展抗日斗争。杨到磐石以后，与李红光等一道将中心县委原有的“打狗队”改编为“磐石工农反日游击队”，组织中朝农民联合抗日，收缴地主武装“大排队”20多支枪；接着，又策反营城子士兵，组织“老七连”哗变，游击队由几十人扩展为几百人的抗日队伍。日寇闻讯，率一个中队日军和两个连的伪军扑来。游击队占领有利地形，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仗。日寇伤亡惨重，仓皇逃跑。游击队及时转移，站稳了脚跟。
战斗中，杨奠坤腿部多处中弹，无法行动，县委决定他回哈尔滨养伤。
磐石游击队后来发展成为东北抗联第一军，李红光任军长，以后又发展成为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李红光牺牲以后，杨靖宇任总指挥。抗联第一路军在白山黑水之间，与日寇浴血奋战，声威大震，杨靖宇成为闻名世界的抗日英雄。
为了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保卫红色苏维埃政权，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决定在各国共产党中抽调优秀分子组织“国际特科”。1932年冬，中共满洲省委决定：满洲军委负责人王东周和伤愈后的杨奠坤由中国党转向“国际”，做国际情报工作，与中共脱钩。
王东周、杨奠坤、高成仁等成立了3人领导小组，王为组长，杨是副组长。工作直接归共产国际的有关部门领导，不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联系。
特科小组首要任务是扩大组织，发展成员，掌握日军布防和动态。
初春的一个下午，杨奠坤约新发展的成员庄紫封与王东周会面。庄紫封左手拿着两本书，从同发源百货商场向偏脸子方向走，走到十五道街口，远远看见杨奠坤和一位精干的男子迎面走来。那名男子穿半旧雪花呢大衣，戴着平顶皮帽，眼睛炯炯有神，注视着庄。杨奠坤告诉：“这是老王同志，你们谈吧……”王东周同庄交换了一下眼神，说：“跟我来。”便向道里公园（即现在的兆麟公园）走去。
王东周与庄紫封商定，首先建立起通信联系网络。当时，哈尔滨一中有个公共放信处，放的都是学生来信，庄紫封拟定了几个假名字，凡有外埠来信交换情报，就寄到那里。庄紫封取走以后，交给王东周、杨奠坤处理。
过了一段时间，王东周把一位赵先生介绍给庄，约他到南岗大直街电车终点站石头房子见面。赵先生瘦高，脸色微黄，原是警官学校毕业，现在铁路工作，出言谨慎。二人约定：以后每周二下午下班都在石头房子见面，赵先生把搜集到的情报和外埠来信交给庄紫封，庄再转交出去。
杨奠坤陆续又介绍陈鸿钧、张学彦、李丙五、张之伦、张逸仙等一批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参加国际情报组织。
本是生意人的张逸仙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毁家纾难，变卖家产购置枪支弹药，和一批爱国志士组织了“抗日救国第十一路军”，任总参议。军事斗争失败后，去关内找过当时的国民政府，失望而归，与杨奠坤联系以后，铁心抗日。
经过一番努力，特科小组在哈尔滨建立起多处秘密联络点，一个系统的情报网络初步形成。日本关东军在哈尔滨的一举一动，都在特科小组的监视之中，也都在共产国际和远东苏联红军总部的掌握之中。
1934年春天，杨奠坤与张逸仙、阎荆璞等5人秘密去苏联，到莫斯科郊外一所秘密学校学习。校长缪勒尔似乎是德国人，学校教官大都是苏军现役军官，学习课程包括军用化学、汽车驾驶、爆破、射击等等。为了保密，苏军教官给他们每人都起了一个好听的俄国名字，杨奠坤取名“瓦尔德尔”、张逸仙名为“古斯塔夫”、阎荆璞名为“马克斯”、刘士恒名为“魏利”等等。
学习结束时，已是冬天,杨奠坤等3人已先期回国。张逸仙和学员老浦一组，计划偷越国境返回。他们登上西伯利亚大铁路火车，在隆冬里跑了好多天，到达满洲里附近中苏边境。下了火车，寒风刺骨，像刀子似的扎脸。苏联红军给他们发了皮大氅、毡靴。那毡靴直穿到大腿根，人好像是被架到了半空中，走起路来像是踩高跷。
休息3天以后，苏联红军士兵领着他们去边境看地形，告诉他们应该怎么走，大约到对面扎赉诺尔车站的时间。
半夜11点，张逸仙和老浦出发，苏方又给他们发了御寒的烧酒，一位军官交给他们一只信鸽，约好到扎赉诺尔放飞回来。苏联士兵持枪直送到不能再前进的地方，才握手珍重道别。
两个人在漆黑的夜间，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边境枯草地上艰难跋涉，走了10多里路，一道未冻实的小溪横在面前。张逸仙“咔嚓”一脚踩破了冰面，陷入水中，拔出腿来，已经变成了一只冰靴子，顿时浑身冰冷，冻得牙直打颤。可此地空阔无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也无法脱靴整理，只好拼命往前跑。一直跑到天蒙蒙亮，登上一座小土山，见不远处有一所红房子，以为是扎赉诺尔，便放飞了信鸽。
俗话说：望山跑死马，一点也不假。明明已经看到了红房子，可是怎么走也不到，一直走到上午10点，才接近那所红房子。仔细一看，这哪里是什么扎赉诺尔车站，居然是“满洲国”国际警察派出所！这还得了，这不是往死里送吗？幸好日本人没设瞭望哨，还没发现他们。两人扭头拼命往回跑，虽然又乏、又饿、又渴、又累，也不敢松一口气，直跑到下午两点，回到大荒野地，才觉平安。正想喘口气，一眼看见草丛中有一具已经发黑的尸体，顿时毛骨悚然，又赶紧再跑，直跑到太阳落山，才跑到火车站。到跟前一看，这里哪是什么扎赉诺尔啊，这已经是扎兰屯火车站了。在慌乱中，他们懵懵懂懂地越过了扎赉诺尔。
稍事喘息，回到哈尔滨。张逸仙右脚3个脚趾头已经发黑，只好到医院做手术。
1935年春，张逸仙赶到天津，和杨奠坤等人成立特科小组，杨奠坤为天津组组长、张逸仙为副组长。在扩大组织工作中，张逸仙陆续联系了一批爱国志士加入特科组织，并布局全东北，把杨省三派往大连，黄一民派往锦州，裴志亭派往安东，季书元派往张家口，冯子宾在天津留守。他还让妻子张琴玲负责来往联系交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