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胡风的五封告别信
作者：散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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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5月13日，这一天的《人民日报》不同寻常，它以很大的篇幅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这说明“胡风事件”已经被定性，并且将迎来一场没有人能够预料到的政治风暴。17日，胡风在这天的凌晨被逮捕，从此他开始接受公安人员的审查，据《周恩来年谱》的记载：此日“凌晨，（周）到毛泽东处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上谈关于胡风问题”。显然，胡风的被捕是最高决策层直接决定的。
胡风在看守所被隔离了3个月后，又被关押进北京的秦城监狱，而且是被关在一间单人牢房内，直到1965年底他被判刑为止。
1966年2月，胡风的刑期以监外执行的方式开始，他被“流放”到四川。胡风在离京前写下了5封信，分别向5个人告别，并表示此前与他们相交的谢意。这5个人分别是徐冰、乔冠华、陈家康、老舍、徐平羽。
一、徐冰
徐公足下：
出狱后虽曾动过求见求教之心，但随即悟到了此负疚之身不应干渎左右。现已受命即日远戍（虽要求略缓时日，亦不可能），往事历历，前途渺渺，虽力强者可以万事从此始，但气衰者却颇难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回想雾城受助受教之情景，当此后会无期之际，敢冒俗套“辞行”之诮，遥望高旗飘扬，朝阳吐采，谨致一个不能自已的敬礼。夫人均此。
胡风
1966年2月
徐冰（1903—1972），原名邢萍舟，又名邢西萍，河北南宫人。他青年时代在上海读书，曾参加过学生爱国运动。1923年，徐冰赴德国留学，翌年在柏林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徐冰受命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处翻译、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1932年秋，徐冰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但他坚贞不屈，严守机密，至1933年春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赴北平从事地下工作，1935年冬曾参与组织和领导一二九学生运动。徐冰1937年初到延安，曾出席白区工作会议，并代表北方局作工作报告。七七事变后，徐冰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解放》周刊编辑，期间曾与成仿吾等合译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
1939年，徐冰奉命赴重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化宣传委员会秘书长兼文化组组长，成为周恩来在统战、文化工作方面的一位得力助手，期间也曾给胡风以许多帮助。解放战争时期，徐冰先后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顾问、中共潍坊市委书记、中共济南特别市委常委、济南特别市副市长。1949年，他参加了和平解放北平的接管谈判，并任北平市副市长。
1949年以后，徐冰相继任北京市副市长，全国政协秘书长和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和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等。“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徐冰受到冲击和迫害，于1972年3月22日病逝。
徐冰在抗战期间活动在大后方，并曾在中共驻渝办事处工作，当时与胡风有过许多接触，而胡风当时在重庆文坛声誉颇隆，甚至曾被人称为是“中国的别林斯基”、“东方的卢卡契”和“鲁迅的传人”。他在重庆的几年，经常走访中共的周恩来，并多次通过徐冰、陈家康、冯乃超等直接接受来自中共方面的指示和帮助，并且在与国民党顽固势力斗争中，与中共采取统一步调，如“皖南事变”发生后，为抗议起见，他愤然离开重庆，奉命赴香港活动等。后来在1944年的重庆，胡风主持的《七月》竟被吊销，也是从周恩来处获得了资金，才出刊了另一个文学杂志《希望》的，这一切，许多是由徐冰具体接洽的。
1945年8月28日，当时毛泽东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胡风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那是一个晚上，胡风和冯雪峰由徐冰带领进入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与毛泽东相见。当时随同毛泽东一道来重庆的还有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胡乔木还专门约了胡风长谈，后来胡风在《胡风回忆录》中说：“我向他汇报了国统区文艺界的情况。”原来，当时陕北和各根据地早已开始进行整风，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机构和组织自然也不能除外，而且特别是重庆，胡风和一些人的文艺思想与延安方面有所抵触，这也牵连到了中共南方局的指导偏向，而胡乔木随同毛泽东来渝，则是专程来解决重庆左翼文化界存在的问题的，胡风的问题即是其中之一。当时胡乔木又约胡风谈了两次，但胡风固执己见，双方仍然谈不拢，最后，胡乔木只好直言：“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把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同无产阶级革命性区别开来，而你这个《论主观》、《论中庸》问题的关键，恰恰是把这两种革命性混淆起来。”也许是因此而负气，或者是浓郁的文人习气吧，在随后的10月11日欢送毛泽东回延安的重庆九龙坡机场上，胡风“虽然被徐冰从背后往前推了一下，但仍然没好意思走上前去握手”。（《胡风自传》）不曾想，这也就不意间成了一个谶语，后来种种，也就其来有自了。
胡风信中的“往事历历”，就是指当年的一幕幕往事，所谓“回想雾城受助受教之情景”，《七月》、《希望》等等，徐冰奉周恩来之令在道义与经费上给予支持，他还通过郭沫若在第三厅为胡风安排工作，帮助其解决生活待遇问题。此时此刻，胡风心头自然涌出了感恩之想，也在离别“后会无期”之际生发了无限感慨。
二、乔冠华
乔公阁下：
十年多以来，常常瞻望行旗所向；声音在耳，笑貌更在眼里。历史在前进，虽面壁之人，亦能感到气旺。定论之后，曾向监狱当局提过，希望领导上代我向你转询，如还不至完全见弃，望能给一见面的机会，在思想上从你得到帮助。因为，当时突出地记起了最后一次见面，提到某一问题时，你动情地说过：“如果那样，活下去有什么意思!”（大意）在我，无论在怎样困难和失败的情况之下，也从未发生过“活下去，有什么意思”的问题。糊涂人对阶级事业的理想、对党，总有一种糊涂的自信或痴想也。但这时候深深地记起了你的话和表情。我不由自主地面对着了这个问题，这才想起了你的真意何在，想有所请教。但后来懂得了：我这个阶下之身，提这样的要求就成为对你的一种不敬，写书面感想时只好取消了。现已受命即日远戍，想到后会无期，前尘种种，对你应感谢的，对你应请责的，不断地袭上了心头。语言有时是无能的，况且又在神情无绪之中，那么，就请以言不尽意、语无伦次见谅罢。
敬礼!夫人均此。
胡风
1966年2月
相比较于胡风致徐冰的信，这一封给乔冠华的信，则千言万语涌上心头，感情更加浓烈，内容也更加复杂了。
乔冠华（1913—1983），江苏盐城人，在中共内部以“才子”相称，并与胡乔木有“中共两乔木”之称。他16岁高中毕业后即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读书期间广泛涉猎各种书籍，后又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继续攻读哲学，后因参加进步活动被日本当局驱逐出境。1935年，乔冠华又赴德国土宾根大学留学，并在23岁时获哲学博士。1939年，乔冠华由廖承志、连贯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乔冠华主要从事新闻工作，曾出任香港《华商报》和《大众生活》编委等，期间撰写了大量国际评论文章。
1942年秋，乔冠华到重庆《新华日报》主持《国际专栏》，并在重庆中共办事处工作，随之与胡风相稔熟，两人不仅有工作的往来，性格也都直爽，更有共同的爱好——哲学、文学等，所谓惺惺相惜不为过。当时乔冠华也是周恩来身边的一位得力助手，直到1946年初，乔冠华还随周恩来赴上海，参加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不久，乔冠华又赴香港，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乔冠华历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副部长等，多次在重大历史关头留下其潇洒有致的身影（如抗美援朝、中美建交等），尤其在中国重回联合国之际，“乔公”率团赴美，并在会场上爽朗地开怀大笑，那张照片定格在历史上，也成就了他杰出外交家的一世英名。但晚年的乔冠华因误上“贼船”，与江青反革命集团有脱不开的干系，这也损伤了他此前的“清名”和文名，胡风信中的所谓“瞻望行旗所向”，当然并不包括后来发生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