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我与胡耀邦的交往
作者：李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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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我在甘肃任团省委书记时结识了胡耀邦同志，并在其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里，与耀邦同志有过多次交往。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境遇下，我亲身感受到耀邦同志活跃、真实、谦逊、大度和光明磊落等多方面的人格魅力。在我的眼里，耀邦同志既是位充满活力和正义感的伟大政治家，又是一位亲切、和蔼、富有人情味的兄长。如今，耀邦同志已离我们而去18年了，但他永远生动地活在我心里。
劫后重逢，富强胡同话旧谈新
我是山西省灵石县人，1937年参加革命，1939年任晋绥解放区吕梁剧社社员、分队长，与彦克、李力、马烽、莫耶等共同从事革命文艺宣传工作，后来又赴延安参加过陕北公学、延安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历经8年抗战生活之后，在解放战争中又先后任汾阳晋剧团指导员、灵石五区和隰县城关区委书记、甘肃武都县委宣传部长等职。解放后，我先后两段在甘肃团省委工作，任秘书长、副书记、书记等职。80年代后到省人大工作，后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直到离休。
我第一次见胡耀邦同志，是他初任团中央书记一年后的1953年。当时，我任甘肃团省委副书记、团中央候补委员。在去北京参加第三次团代会中，听耀邦作报告是那样流利、生动和神采飞扬，感觉他特别有才，充满朝气和活力，心生敬意。大会之余，也常看到耀邦与代表们站在院子里说笑，一点架子没有，关系特别融洽。
后来，我离开团省委一段时间，1963年又回来任团省委书记。11月，团中央派5人代表团参加阿尔巴尼亚国庆，经胡耀邦亲自选定地方上甘肃和云南两省的团省委书记参加，我有幸代表团中央去阿尔巴尼亚祝贺国庆。
1964年6月召开全国第九次团代会，我在会上被选为团中央常委。这次会议规模大、规格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国家最高领导人都出席了开幕式。胡耀邦作了《为我国青年革命化而斗争》的工作报告。作报告时，他仍然像10年前一样充满活力，讲话铿锵有力，富有号召力和感染力，而且显得更为成熟和有气度。他和代表们一起吃饭，还多次到代表们居住的房间探望。耀邦与我握手的时候，我感觉特别有力量，他脸上是真诚而爽朗的笑，让人感觉到一种特别的温暖和亲切感。
两年后文革开始，我也受到批斗，罪名是“三胡的黑干将”。当时耀邦也被打倒，剃了“阴阳头”，但他骨头很硬，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拒不交代有什么“罪”，所以受到很残酷的折磨。
1976年，我被“解放”，担任了靖远矿区铁路指挥领导职务，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宋平派我去北京汇报工作并申请投资。工作结束后，我想起了12年没有再见过面的共青团老领导耀邦同志，决定千方百计要找到他，见上一面，看他经过文革磨难是否还好。
经打听得知，耀邦这时被邓小平点名已“解放”出来，在中国科学院主持党委工作。
听说耀邦还住在团中央家属院，地址是富强胡同5号。我就绕来绕地找到了那个极普通的小四合院。小四合院很窄，前院住的是胡耀邦家，后院住的是胡克实家。
敲门后，是耀邦的大孩子德平来开的门。我脚刚迈进门，耀邦就出来迎接了。他穿着普通的蓝色中山装，灰色的布裤，神情还是当年那样爽朗和热情，但额头上和眼角已有了许多皱纹，也有了白发，显得憔悴了许多。想到他和自己一样刚刚经过一场文革劫难，我立刻一阵心酸……耀邦紧紧握住我的手，摇了又摇，笑着说：“老共青团员大难不死，又相见了。”
耀邦让我在狭窄的小客厅里坐下后，就拉抽屉、翻柜子，满屋子找东西。我问他：“您找什么？”耀邦指了指随我一同来的亲戚小女孩说：“我们喝茶，给娃娃找点吃的。”他后来终于从别的屋子里找到一个小罐，高兴地从里面倒出几颗桂圆，对小女孩说：“小娃娃，吃这个，这个比牛奶糖好吃！”
这时，耀邦才坐下来，关切地问我是不是也受到了批斗，现在出来工作没有，还有身体、家庭情况等等，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问这问那，关心至周。他还问到他认识的甘肃的其他一些人的情况，还有甘肃的经济形势。他听着，沉思着，很少插话，能感觉出他心中对国家形势担忧的一种沉重。听我说完，耀邦沉思着说：“党的干部，要在有很多不利因素的情况下，看到一种转机，要做这种转机的推动者，党的干部应当做这样的人。”
我们聊了很长时间，但对当时北京的各种传言，如“四人帮”、天安门事件、毛的身后事及科学院的事，耀邦却只字不提。看得出，他没有一点怨恨和不平，更没有激愤的言辞，是那样坦然、宁静和平和，甚至他没有谈到他受过何样的磨难以及我后来才知道的腰伤。大难过后，他那种宁静致远、受辱不怨的风度，让我非常感慨和敬佩。我想，只有胸怀宽广、不计恩怨得失、品格高尚的人，才会这样心静如水，我心里越发对耀邦多了几分崇敬。
在告别的时候，耀邦一直把我送到了小院的大门口，拉着手好久不放，说以后有机会到北京来，一定来家里坐等等。回来的路上，我想，耀邦率真、和气、一腔热情的性格一点儿都没变。
身居高位，与“老共青团员”喜相聚
在这次拜访过耀邦之后几个月，毛主席逝世，“四人帮”被粉碎，国家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77年3月，耀邦同志出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8月在党的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2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78年，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1980年，他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耀邦同志当选为党内最高职务中央委员会主席。
这一段时间，中央高层变动很大，胡耀邦成为一颗耀眼的星在迅速上升。国家变革，拨乱反正，他充当了中坚，非常忙碌。他先是在中央党校发起对“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后在中组部顶着压力挑战禁区，亲自接待上访者，平反冤假错案，解救了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紧接着又在中宣部大搞“解放思想”运动。担任政治局高层职务后，又领导全党搞改革开放，抓经济工作。在这段时间里，我只在耀邦任中组部长时见过他一次，当时是去北京开会，顺便捎去省里几位老同志的申诉材料给耀邦。耀邦当时还住在富强胡同，屋子里到处堆着各地来的上诉信函，客厅里坐着好多上访的老干部。因为见耀邦那么忙，见面后，与他简单寒暄了几句，转交了材料，我就告辞了。
又过了3年，1981年我去中央党校学习，这时耀邦已是党中央主席了。在学习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一同在党校学习的当年的几位老团省委书记，很想看望一下耀邦，但知道他特别忙，不便打扰，就联名写了封问候信，托也在中央党校学习的耀邦的夫人李昭转递给耀邦。
没想到第二天，耀邦的秘书打电话到学校，让我们几个人不要出去，马上有车来接，耀邦同志要接见我们。
我记得那天是7月26日，北京的天很热，一辆小面包车接我们来到中南海。
大家刚在一个小会议室里落座，耀邦就推门进来了。他笑呵呵地叫着每一个人的名字，一一和大家握手，还是那样有力地摇着，好久才松手，大家一下子仿佛又回到了在共青团工作的当年。
坐定后，问候寒暄了一阵，耀邦指着湖南的同志说：“湖南上访人员最多，政策落实迟了，‘左’的东西消除得不够，思想扭转不快，落实政策阻力很大，给大家平反总要留个小尾巴，说人家‘你总还是有错误嘛’。我去年去了一次，说你把人家搞过头了，两相抵消吧！今年还不错，农业政策落实了，这样就好，对中央的精神不要打折扣。”
接着，耀邦又谈到解决河北问题，说他专门去讲了一个话，搞了民意测验，走群众路线，决定了主要负责同志的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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