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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曲折历程
作者：石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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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粉碎“四人帮”开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的两年中，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开始部分地进行。从这一阶段的历史文献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历史画面：
“两个凡是”的出笼与中央工作会议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是华国锋指示人民日报社理论学习组的有关人员写的，其要点是突出华国锋“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它公开提出“凡是毛泽东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观点，达到“抓纲治国，实现天下大治”。在此之前，华国锋在1977年1月21日的讲话提纲和草稿中，明确写上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的提法。随后，他要求写作班子把“两个凡是”的思想写进社论中。这篇以“两报一刊”社论出现的文章，原来“两报一刊”没有一个人参与撰写，甚至没有一个人知道，就连当时新组建的中央宣传部也不知道。它是由曾担任康生秘书、康生死后担任中办副主任、负责文件起草的李鑫领导的理论学习组起草，经李多次修改而成的。
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围绕着“两个凡是”和“邓小平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内部斗争。会前，华国锋亲自召集为他起草报告的人们，系统地布置这个报告的想法、观点以及内容结构等，中心意思就是按照“两个凡是”的原则来对待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等全国人民最敏感的问题。
起草报告时，叶剑英曾几次提出要改变报告的提法和内容，要求对邓小平的提法写得好一点，以利于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是个冤案，必须予以尽快平反。但叶剑英的这些正确意见均未被华国锋所接受。会议举行时，华的长篇讲话贯穿“两个凡是”的基调：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要充分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完全必要性”，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肯定“天安门事件”，并针对当时人民群众强烈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指出：“有少数人贴大字报，发表演说，把群众的注意力引到天安门事件问题上来，甚至点名攻击中央负责同志，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要求人们“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还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他再次强调指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当时还没有出来工作的邓小平在得知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后，明确指出“两个凡是”是错误的，公开支持许多同志批评“两个凡是”。
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两个凡是”不行。陈云、王震针对不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顶住华国锋等人的压力，分别在小组会议上发言。
陈云说：“我认为当时绝大多数群众到天安门去是为悼念周恩来总理，需要查查‘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上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的需要，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
王震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邓小平。天安门事件是广大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陈云、王震的发言义正词严，虽然受到某些领导人的压制，不让发会议简报，但却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和支持。
邓小平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理论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写信给华国锋、叶剑英、党中央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此信，肯定了邓小平意见的正确。
邓小平当时曾强调指出：“我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不赞成‘两个凡是’，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是能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问题。”他在华国锋执意坚持并全面推行“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严重阻碍全党拨乱反正和揭批查“四人帮”运动正常开展的关键时刻，虽然尚未“平反”，却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胆略和气魄站出来，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这一科学概念，把两种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争论、斗争与如何正确地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鲜明地提到了全党、全国人民面前，并在党内外、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从此，思想界开始出现一些突破“两个凡是”或某些旧的、新的“禁区”的文章，它给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各项工作注入了一股巨大的活力。
这一时期，广大人民群众坚决顶着“两个凡是”的压力，以各种形式表达强烈要求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愿望。北京外国语学院“童怀周”小组的成员毅然编辑出版了《天安门革命诗词选》上下卷共1032页。人们竞相抢购，供不应求，成为脍炙人口的畅销读物。
从粉碎“四人帮”后经过长达9个月的激烈斗争，终于在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一致通过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消息公布当天，全国军民一片欢腾，不少地区出现了盛大集会游行庆祝的热烈场面。
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闭幕式上，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再次强调指出：要对毛泽东思想体系有一个准确的、完整的科学认识，要正确地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他还说：毛泽东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特别重要。
围绕真理标准问题而展开讨论
1978年5月5日，华国锋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同一天，胡耀邦请周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作“实践是检查真理的标准”的理论报告，打响了向“两个凡是”进攻的第一枪。
5月9日，由胡耀邦亲自审定，《实践是检查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出。
5月10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为名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篇7000字文章，原作者是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胡福明，他是应《光明日报》的约稿写成的，原准备在《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第77期上发表。《光明日报》新任总编杨西光最后审定时，毅然决定将这篇文章从《哲学》上撤下来，组织修改后放在第一版。他特别强调要针对真理实践关系问题上的一些混乱思想，作比较充分的论证，使文章更有指导意义；要进一步触及当时影响拨乱反正、冲破禁区的一些现实问题，提高到思想路线上来批评阐述。这篇文章几经修改定稿后呈送胡耀邦审定时，他决定先在中央党校主办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发表。
5月1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当时曾引起两种不同的反响：一种是充分肯定；一种是无理地斥责。
5月17日，汪东兴“与政治局的几位同志（即华国锋、纪登奎、吴德）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要害是指毛泽东思想是“枷锁”、禁区，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行动上是砍旗帜的。特令主管宣传的张平化、李鑫等压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发表这类文章；并指令组织几个人写反驳文章，在党内刊物发表。汪东兴还责问说：“如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现在党所提出的十一大路线是不是真理？是否要等到四个现代化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这实际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指责有关新闻单位不是“高举毛主席旗帜”，斥责登这篇文章的负责人“没有党性”，“要查一查接受教训，下不为例”。华国锋指示《红旗》杂志不要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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