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我所亲历的绥远“九一九”和平起义
作者：阎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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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生海，1925年2月生于陕西省佳县炭山村。1940年参加抗日工作，先后担任村自卫队队长和民兵队长，1944年参加八路军，在120师任战士。抗战胜利后，调到晋绥公安总局保卫队工作，历任班长、事务长、侦察员，194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转业到绥蒙公安厅工作，任侦察员；1949年“九一九起义”前夕，化名“曹有玉”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包头一带从事地下工作。1956年，增选为政协包头市委员会一届一次会议常务副秘书长；1958年至1971年调任内蒙古公安厅政保处，历任政治协理员（兼任专案科科长）、党支部书记（兼侦察科长）等职；1971年调包头市邮电局工作，任副局长、党委常委、纪检委书记兼政治处主任。1985年离休，享受副厅级待遇。
1948年经组织安排，我从晋绥公安总局保卫队调到绥蒙公安局（“九一九”起义后改称绥远公安厅，即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工作，任侦察员。1949年年初，我刚在卓资山县（现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卓资山县）负责侦破了一起杀人案件，突然接到公安局一处（政治保卫处）成庚鸣处长的通知，连夜赶回公安局所在地丰镇县城，随即便奉公安局张如冈局长的秘密指示，化名“曹有玉”，以商人的身份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大召寺前与两位进步人士合资建立了“谊丰恒”杂货店，用店掌柜的合法身份作为掩护，建立起情报站，在归绥、包头一带从事情报侦察工作。
和平谈判 起步维艰
1949年的3月25日，傅作义的代表王克俊、周北峰、阎又文和我方（华北中央局）代表（李井泉、张友渔、潘纪文）在北平组成“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后，经过反复研究商定，拟出《绥远和平协议》草案。
草案的内容大意是：划定人民解放军和绥远部队驻地的临时分界线、恢复平绥铁路交通、通邮通电、恢复双方商业贸易往来、文化交流以及双方货币兑换办法等。由华北中央局指派联络办事处驻归绥，协同执行协议上的各项条款和过渡的有关事项。6月8日，《绥远和平协议》在北平正式签字。
根据协议，我方联络处（全称为华北人民政府驻归绥联络处）人员于6月25日进驻归绥，但通知送出去后竟不见董其武方面的行动。我方又派人送信，也无消息。我方又请傅作义派出的联络人肖如芝与董其武联系。董其武问联络处准备来多少人？肖说：50来人。董其武说：没有接到他们的信呀。肖如芝说：信早已发出，怎么还没收到？事后才知道来信被董部的原一一一军军长刘万春扣压，没有呈送董其武。鉴于其队伍内部情况复杂，反动分子活动猖獗，董其武不敢让和谈代表联络处人员进驻，说准备工作没有做好，请延缓几天。几经周折，一直到7月中旬，联络处的人员才于7月11日、7月17日分两批进驻归绥，计100余人。联络处处长是潘纪文（兼归绥工委书记），鲁志浩任主任。下设秘书组（包括一个排的警卫人员）、铁路工作组和金融工作组。
两种势力 激烈交锋
绥远和谈与反和谈的斗争是相当尖锐和复杂的。
当时广大人民群众都拥护和谈，希望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快点进来。绥远军政内部大多数中、下层官兵也拥护和谈。但一些反共顽固派（所谓的死硬派）和军统特务坚决反对和平谈判，千方百计地破坏和平谈判。再加上当时从北平、天津、察哈尔省和山西等解放区逃走的一些反共顽固派与特务分子都来到绥远，国民党中统华北局大特务头子张庆恩两次乘飞机来绥远布置破坏和平协议的特务活动；绥远内部的一些反共顽固分子，如军长刘万春（兼归绥、包头两市警备司令）、师长鄂友三、骑兵新编十七师师长乔汉魁等坚决反对和平协议。由张家口逃到包头的国民党十一军团司令官兼察哈尔省代主席孙兰峰驻扎在包头，是左右包头局面的权势人物和主战派领头人，一时间成为反对和平协议的中心。
反共顽固派叫嚣：“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开始了，蒋介石有美国人支持，绝不会完蛋”；“绥远要坚持到底，等待时局转变”。联络处进驻归绥后，反共顽固派更加紧了破坏活动。他们指挥军警特务，经常向联络处工作人员挑衅，这种挑衅在7月下旬当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空军副司令王叔铭飞来绥远活动时达到了高潮。绥远的顽固分子和特务分子们与徐永昌、王叔铭互相呼应，加紧了对联络处的挑衅活动，在大街上谩骂和刁难联络处的工作人员。
蒋介石于7月初派徐永昌、王叔铭对和平起又进行破坏活动。他们这次坐飞机到绥西的陕坝（现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陕坝镇），派飞机到包头把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接去，进一步劝诱董其武往西撤，并以封官许愿、金钱收买等方式进一步拉拢董、孙、刘等，以达到破坏绥远和谈目的。他们回去后不久，国民党政府就宣布任命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副长官兼绥远指挥所主任，任命孙兰峰为第九兵团司令官，刘万春为第九兵团副司令官，统辖一一一军、骑五旅、骑十二旅、骑十三旅。
匪特麇集 破坏起义
自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传到绥远以来，军统和中统两大特务组织就加强了互相配合，以阻挠我人民解放军攻打绥远，并破坏绥远的和平起义工作。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潜伏在骑十二旅）、保密局绥远站特务头子赵思武在包头坐镇指挥特务活动，致使和谈与反和谈的斗争更加尖锐和复杂。当时绥远的国民党军队组织庞杂，番号众多，根据1949年年底统计，共16个旅，几十个保安团，8.6万余人。这其中地方杂牌部队六七个旅两万多人，包括阎锡山的旧部、地主武装乔汉魁的部队等，是破坏起义的一大阻力；国民党十一兵团残部、刘万春的一一一军的一部及鄂友三的骑兵整编十二旅等1万余人，坚决反对起义，是阻碍绥远和平解放，制造混乱的最大障碍。各种反动势力纠合在一起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活动——
一是制造谣言。说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今明两年就要爆发；美国援助有望了，美国海军司令白吉尔就要再来中国了；日本志愿军已经组织起来了，国际志愿军要来中国参战了；国民党在缅甸训练的很多军队还没有拿出来，绝对会有前途的；傅作义在北平起义后已被共产党关起来了，现在傅作义又跑到广州国民党那里了；你们和共产党打交道靠不住，你们改造得再好也不会信任你们……
二是组织少数暴徒在包头、归绥市的大街上游行示威。他们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喊出了“打倒傅作义、打倒董其武”等口号；说傅作义出卖了北平，董其武又要出卖绥远；还说什么“蒋介石有美国人支持，绝不会完蛋，绥远要坚持到底，等待时局转变。”
三是对傅作义派到绥远协助董其武开展工作的人员施加压力，投寄匿名信威胁说：“你们在北平把傅作义出卖了，现在又来出卖董其武，小心你们的狗命。”傅作义方面派出的代表人员中有一个团级干部，叫于洪雯，因宣传北平和平解放好，被他们给活埋了。傅作义派曾随其在北平和平起义的原一○四军军长安春山带着和平协议草稿来做协商工作，刘万春当场拿出手枪要枪毙安春山，董其武连忙劝阻道：“协商嘛，同意不同意不要动武。”刘万春恶狠狠地对安春山说：“限你在今晚12点以前必须离开绥远，否则小心你的狗命。”当晚10点左右，就有特务向安春山的住处门口投了两颗手榴弹。
四是我方和谈代表联络处要进驻归绥时，他们就给董其武施加压力，叫嚷“绝不能让共产党代表来绥远，如果他们来，我们就动武，当着你的面把他们打死”。我联络处进驻归绥后，他们更是加紧了破坏活动。他们指挥军、警、特，经常向联络处工作人员挑衅。
7月24日下午1时许，一伙便衣特务拿着冲锋枪、手榴弹，在归绥警备司令部门前，将联络处铁路工作组人员王士鑫等4人围堵，并对其进行推、拉、打等挑衅活动。当王士鑫等人据理力争后急速离开，在新旧城之间，特务朝他们背后扔了两颗手榴弹并开枪射击，王士鑫被打死，另二人被打伤，只有王保堂安全跑回联络处报告遭遇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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