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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吕玉兰的难忘岁月（连载三）
作者：江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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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依
1990年1月3日，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李瑞环，从北京来到河北石家庄，了解群众过春节的情况。1月4日上午，李瑞环在听取河北省委的工作汇报时，首先向省领导问起了玉兰的情况：“吕玉兰现在在哪里工作？她的情况怎么样？”
在场的省委书记邢崇智答：“她现在省农业厅担任副厅长。要问她的具体情况，她的爱人、新华社记者江山，正好今天也在场。”
李瑞环提高了声调：“谁是江山同志？”
我赶忙站了起来。李瑞环笑着对我说：“请你回去转达我对玉兰同志的问候，欢迎她有时间来玩儿！”
当天晚上，玉兰和我就来到李瑞环下榻的白楼宾馆。李瑞环很高兴地同我们握手、合影留念，对玉兰说：“好多年没见了，你比过去胖了。”
玉兰说：“你还是那个样儿，挺精神的。”
李瑞环说：“八九年前，你到天津去过，秘书给我说你来了，实在因为事情太忙，没有同你见上面。”
玉兰说：“1982年，我在正定工作时上的天津，当时见到了市委书记胡启立，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阎达开。天津同志对我们很热情，帮了很大的忙。”
李瑞环和玉兰都是劳模出身，相互早就认识和了解。就在这次会见后不久，李瑞环在接见《人民日报》记者时谈到，在“文化大革命”前，给他印象最深的英模人物有两位，一个是焦裕禄，一个就是吕玉兰。
当时，东欧刚刚发生剧变。李瑞环详细地向我们介绍了东欧的内幕，概括地分析了这一地区政局动荡的原因：“东欧政局动荡，从外部来说，是一些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长期搞颠覆的结果；从内部来说，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政治上腐败和没有搞好经济建设，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不快有很大关系。我们中国要很好地吸取这些教训。”
玉兰很同意他的观点，说：“对！咱们国家也要注意和警惕这些问题呢！”
“身体怎么样？”分别时，李瑞环关切地问。
“马马虎虎吧！”玉兰答道。
玉兰当时说“马马虎虎”，主要是她这一段心脏不太好，血压常常偏高，而且在不久前遇上了一次车祸。
那是在上年——1989年8月27日，她坐车从石家庄前往邢台地区的广宗县，看望省农业厅在那里下乡扶贫的干部。她让同行的两位记者坐在后排，自己坐在前排即驾驶员的右侧。归途中，车行至广宗与巨鹿之间，突然公路上出现了一条临时挖的浇水用的深沟。由于没设何标志，司机没有看见，车子一下子栽到了沟里，然后又突然跳起来，只听“咚”的一声，坐在前排的玉兰，头部猛烈撞到了车前的挡风玻璃上，使进口车的双层玻璃鼓出了一大块，周围是一片蜘珠网状的裂痕，硬把玻璃“撞酥了”。
她当天回到家，向我叙述了头部被撞的经过，谈到当时的感受：“俺被撞得一时晕了过去，满脑子是一片空白。”
我问她：“现在有什么感觉？”
她显得若无其事的样子说：“没事儿，撞一下子算个啥！”
为了保险起见，我在第二天，还是拉着玉兰，到医院做了头部CT检查，没有发现问题，这才放了心。她从医院出来，也没休息，就又上班了。后来，河北省人民医院老中医张文灿对我说：“玉兰头部这次被撞，是她不久就得脑血管病的转折点，实际上是脑震荡了，受了伤，有了淤血。要是休养一段，就好了。”
1990年4月5日，我从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七届三次全会采访回到石家庄，发现玉兰跟以前似乎有点不一样，主要表现是精神不振、言语减少。我以为她碰到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问了她几次，她都说没有事儿。那天，我和河北省司法厅两位同志来到北京，准备陪《经济参考报》记者前往唐山采访河北省劳改第一总队。夜里，我躺在北京一家招待所的床上，竟然怎么也睡不着，不禁心事重重。像演电影一样，我又仔仔细细地反复回忆了几天来玉兰的一言一行，总觉得她同过去相比有些反常。我忽然想到：“玉兰是不是病了？说话少、精神差，是不是一种病态呀？”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有亮，我就给石家庄的朋友打电话，请其转告在河北省人民医院工作的吕玉霞，告诉她姐姐可能生了病，请她尽快到家里照看一下玉兰，我上午马上赶回去。当天中午，我们就送玉兰住进了医院。
几位熟悉玉兰情况的医生，也觉得她精神上有些反常，怀疑她长了脑瘤，或患了脑炎。经过反复检查以及必要的治疗，这些怀疑都被一项项地排除了，但病情还是没有明显好转。当时，听说邢台矿务局医院新安装了一台比较先进的核磁共振仪。于是，我又陪玉兰来到邢台进行检查。经过进一步检查，证实玉兰没有长脑瘤，也不是脑炎。据李院长分析，玉兰可能是由于脑血管硬化，造成脑血管痉挛。这是一种轻度脑血栓。
“玉兰是累死的！”当我提笔写这段内容时，许多熟悉玉兰工作和生活情况的同志说的这句话，又回响在耳边。
这位赤诚的农民女儿，从小就承担了过于繁重的工作担子。担子太重，她担得又太认真，总是拼着命地干。人们都说，常年艰辛加上精神负担，早就给她留下病根。记得玉兰跟我说过，1971年8月，庐山会议不久，她左脑就得了偏头痛，多年后脑血栓也恰在她的左脑！
玉兰曾这样跟我详细回顾自己从50年代到60年代在村里工作时过度疲劳的情况：
“从1955年到1966年，除了两次生病，俺没睡过一个午觉。每天，除了来人和外出开会，主要是和社员一起劳动，每年平均都在300个工日以上。俺一般都是白天下地，晚上加班开会，午休处理一般难事，吃饭时间10次中8次有人找，早上没起床就有人叫门，睡不成，每天工作都在16个小时到20个小时，睡觉平均才五六个小时。那时候，俺们那里穷，又连续遭灾，临清县（临西县原属山东临清县）设在河西的生产救灾指挥部多年没有撤过。人常说，人穷事儿多。村干部经常忙于组织生产自救，发放救灾粮，救灾款，抢救病人等，整天忙得团团转。1960年冬季，开展‘整风’运动，整整搞了9天9夜。要说不睡一会儿是假的，就是每天开着会打两个盹儿。1966年，有一阶段特别忙，俺不想吃饭，也不想喝水，就是睁不开眼睛，还全身浮肿，被送进了医院，整整睡了3天3夜，连着检查了3天身体，俺没别的病，被有名的大夫诊断为疲劳症，嘱咐俺今后一定要劳逸结合。”
1992年第六期《健康之友》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王崇伦和吕玉兰：走在时间前面的人怎么停步了》的文章，这样分析这两位全国著名劳动模范生病的原因：“当我们追寻他们患病的原因时，常常被他们忘我的工作精神所深深感动，但感动却饱含着我们的隐忧：长期超负荷运转，马不停蹄地工作，不注意休息，甚至已经没有了休息的概念和习惯，这样不顾自身的健康，是会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的呀。他们曾经大步地走在时间的前面，但自然规律又使他们落到了时间的后面。”这篇文章提醒人们注意：“他们的个人保健问题也往往难于和当时的社会历史的原因截然分开。当社会提倡不怕苦、不怕死的同时，个人的健康却被忽略了。”这篇文章最后呼吁：“在日理万机的各国首脑们都有雷打不动的休假制度的现代社会里，为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劳动模范和各条战线的专家学者们，应更多地享受到社会在健康方面提供的保护。”
但是，我在同玉兰长达20年的夫妻生活中深深感到，她从来不顾惜自己的身体，从来是个歇不住的人。也就是说，只要她能动，就要出门，就要工作，一直没有改变她在农村养成的工作起来不要命的劲头。
就拿在河北省农业厅工作期间来说吧。玉兰平时在办公室上班，到了节假日，她就在家里办公。每到这时，到家里来找她说话、办事的人，总是络绎不绝。我问她：“你这么工作，也没有个休息的时候，不觉得累啊！”
玉兰说：“农业厅厅大人多，享受厅级待遇的就有十几号人，处级干部有80多人，干部职工全部加在一块儿有700多人。俺负责人事工作和机关党委工作，同志们都想给俺说说，每人每年谈一次话，就是七八百人次。俺经常下乡，每次一回到办公室，就整天开着门，抓紧跟同志们谈心，每年也才谈200来人次，不到三分之一。如果把节假日充分利用上，可以多谈不少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