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境外参战支队首长印象记
作者：苏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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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0月16日，我们在广西、云南秘密集结，响应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号令，奔赴越南执行援越抗美的光荣使命。在多达32万指战员的援越部队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部队5支队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部队，在援越抗美3年的时间里，充分展现了我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工程兵本色。尤其是防空部队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在对空作战中更是传为佳话。援越抗美部队5支队由沈阳军区组建，下辖工兵7团、307团、308团、144团、311团，还配备若干个步兵高炮营和云南省组建的民工40大队（5000人左右）。这支部队是加强师的建制（实际上是军级干部配备），指战员来自沈阳军区、南京军区和昆明军区。全支队2万余名官兵。
我原是南京军区工程兵团技术营加工连的战士，我们团的番号为144团，出国的代号是援越抗美部队5支队26大队。由于工作的需要，入越第二年我从连队抽调到团宣传队从事文艺宣传工作，年底又调到支队文工队工作一段时间后，兼任支队政治部新闻资料摄影，从越南回国在云南玉溪休整奉命奔赴老挝期间，正式调任援寮抗美指挥部政治部文化科新闻资料专职摄影。在境外参战从事文化宣传和新闻资料摄影工作，使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丰富了阅历。职业的特殊与便捷有了进一步接触、了解指挥部机关和高层首长的机会。
几十年过去了，很多老首长早已离开了叱咤风云的指挥舞台，许多老战友也先后谢世，笔者仅将亲历、亲见的个人印象、些微回忆写出来，再现他们当年的英姿。
沉着冷静的支队长
“一号”首长（部队的习惯称呼，统称军政一把手为“一号”、“二号”首长）、支队长徐成功将军原是沈阳军区50军副军长兼参谋长。他是1938年入延安抗大学习的老八路，曾任晋察冀军区侦察参谋、副团长、团长，参加了冀中“五一”反“扫荡”和解放石家庄、太原、兰州等战役。1951年入朝参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师长、师长，1954年越南奠边府战役时是正师级军事顾问。
1967年下半年部队在越南义路省修筑“十一号公路”期间，我从支队文工队被抽调到政治部文化科从事新闻资料摄影工作，主要收集拍摄部队施工、作战、友谊、文化、生活等方面的资料，部队首长的的活动也是我们搜集的资料之一。因此，有过多次和“一号”接触的机会，特别是首长上前线、下基层，由于工作的关系有时指派我跟随其中。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魁梧的身材，军容整洁的外表，和蔼可亲的笑容，特别是决策时的严肃、专注，高兴时的言谈举止，他在指挥越南安沛省“七号公路”、义路省“十一号公路”的施工和对空作战中，沉着冷静遇事不慌，领导部属解决一个个难题，攻克一道道难关，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他是我们支队机关中最容易亲近的首长，也是我们最尊敬的领导、长者。他经常利用空余时间到各部门转转，与干部战士聊聊天、谈谈心，听听部下的反映，了解干部、战士的苦衷，掌握部队的思想情绪。首长的职位很高却没有高级将领的架子，与机关干部同吃同住，我经常看到首长和我们一样在机关食堂简易棚里排队买饭。
援越抗美期间，5支队指挥部机关设在越南老街省保胜县班菲，由于施工作战的需要，我们常年生活在越南群山丛林之中，无论是基层的战士还是支队的将军，一律都是居住竹泥巴做墙、油毛毡盖顶的简易房屋，办公设施和就餐的桌凳都是自己动手简单制作的，即使支队首脑机关的办公条件和生活设施也是如此简陋，生活的艰苦与环境的险恶可想而知。支队长虽然是高级领导，但在却看不到“大官”的痕迹，有时，徐支队长还端着饭菜蹲在地上和我们边吃边聊。他对自己要求很严，生活上和普通士兵一样。下基层从不搞特殊，那个年代即使特殊也只是炊事班里加两个菜而已，况且他早是符合吃“小灶”标准的将军，却从来不准许另加菜搞特殊，不给基层增加负担，和我们一样吃住。他以自己的模范行为与表率作用，带动和影响部属，这在境外艰苦的战争环境下是非常必要的，作为高级军事干部又是难能可贵的。在1967年春节期间，他在主持欢迎以越南总理范文同为首的越南党政慰问团拜年会上，代表5支队全体官兵表示感谢之情的同时，表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
胜利回国后在云南玉溪休整期间，“一号”首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5支队援越抗美立功受奖表彰大会上，满怀深情地为英雄模范人物披红戴花，颁发证书、奖章的音容笑貌好像就在昨天，我有幸因工作的关系拍摄了很多照片，印象更加深刻。在玉溪，徐成功支队长受命组建援老抗美筑路指挥部，我记得刚开完“中国援寮抗美筑路指挥部第一次党委会”不久，大概是1968年10月，他又接到了中央军委的命令，调到沈阳军区装甲兵部队任司令员，打这以后我就一直没有机会见到这位了不起的将军了。据说，后来他又升任为成都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
善于领导的政治委员
“二号”首长，5支队政治委员彭松韬将军是支队机关公认的知识分子、理论家，思想政治水平很高。他是高中毕业后参加革命的，从当时的学历层次与知识结构来说，已是具有相当水平的文化人了，加之革命后的不断学习深造，他的理论水平和组织才能得到充分展示。解放前夕他就是39军的团政委，1949年12月率部参加解放广西南宁的战斗，为解放广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在文工队时，他有几次在政治部主任和梁副主任（梁原是我们144团的老政委）陪同下审查我们的节目。特别是回国汇报演出的节目，每次他都提出修改意见，发表自己的看法，作一些具体的指示。在支队机关我们经常和首长见面， 但是， 作为我这个还算幸运的机关小兵， 真正与军队这样高级别的首长直接讲话的机会还是很少的。我跟他下去的机会并不多， 每逢重大活动时， 我的摄影启蒙老师徐干事跟着去得多。
我对他的印象最深的也是最敬佩的一件往事始终难以忘怀。那是1968年10月，彭政委奉中央军委命令调任沈阳军区30军政委，临行时抽空专门到我们文工队驻地看望全体文工队员。我们文化科的邵科长和文工队队长召集大家围坐在首长周围，静心聆听首长的指示。我们都很喜欢听他讲话，深入浅出，言简意赅，特别是形势政策、辩证思维与分析推理，对我们这些年轻的文艺兵来说，是一种享受。然而，我们感到意外的是，他对过去曾批评我们文工队的一件事，经实践证明觉得不妥，当着大家的面诚恳纠正并表示深深地歉意。他的讲话激起我们长时间的鼓掌，大家都被首长的谦虚态度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所折服。都认为彭政委不仅政治水平高，而且对自己要求严，善于反思，知错能纠，追求领导工作的完美，即使调任也不给部下留有自己判断失误的遗憾。这在领导层中并不多见。
在我的记忆里，他那中等偏瘦的身材，侃侃而谈的神情，亲切真诚的话语，平易近人的举止，无不彰显我军政治工作者与高级将领的风采。他那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使我在以后的几十年基层领导工作中努力仿效，受益匪浅。
处事果敢的总指挥
5支队副支队长，后来升任为援老抗美筑路指挥部主任（亦称援寮抗美部队总指挥）的刘德润将军也是我印象深刻的首长。刘总指挥是个典型的工农出身的军事干部，也是“三八”式老战士。他担任援越抗美部队5支队副支队长之前是64军某师师长。援越抗美是他第二次出国参战，1952年抗美援朝时他就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某团团长，一身的伤疤就是在朝鲜战场留下的。这次率部到老挝是他出国参战第三次了。中国5次境外作战，他参加了3次，可见他境外战斗经验丰富、经历传奇，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对他的充分信任。而且，这次出兵老挝由他担任总指挥，肩上的担子更重，责任更大，要求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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