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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与“天安门事件”的平反
作者：姜长青 刘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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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在“四人帮”倒台后及时提出了“天安门事件”的真相问题
发生在1976年春天的“天安门事件”，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人民反对“四人帮”极“左”做法和政策的一次民众的觉醒。这次抗议运动虽然当时被镇压下去了，但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在党内“左”倾思想还严重存在的情况下，“天安门事件”的平反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陈云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陈云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对新中国经济工作的起步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四人帮”刚被抓起来不久，仍在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李先念打电话征询陈云对粉碎“四人帮”后各项工作的意见。李先念与陈云有着非常深厚的友谊，李先念曾说，一生有两个老师，陈云教会他管经济；徐向前教会他打仗。在电话中，陈云谈了他所考虑的一些问题。李先念听后认为很重要，希望陈云把这些意见写成书面材料交给他。1976年10月18日，陈云给李先念的信所附的他对当前工作的意见和应注意的事项中指出：“要再查一查今年四月天安门事件的真相；当时绝大多数人是为悼念总理，尤其担心接班人是谁，混在人群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人帮’对这件事有没有诡计？”在当时党内“左”倾思想还严重存在的情况下，对“天安门事件”的真相表示了怀疑。由于李先念在粉碎“四人帮”后在党内的地位很高，陈云的意见对中国当时政局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陈云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呼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的原定性失去了基础
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华国锋对“天安门事件”却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在指导思想上，他又提出了“两个凡是”。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样不作任何分析的“两个凡是”，是大多数党员和群众都不能同意的，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
1977年3月10—20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总结粉碎“四人帮”以来5个月的工作和政治形势，部署1977年的工作任务。华国锋继续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重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有两个敏感问题：一个是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希望各组讨论的时候不要触及。”
其实恢复邓小平的领导职务是粉碎“四人帮”后理所当然的事情。邓小平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斗争，领导1975年整顿取得了极大成功，深得党心、民心、军心。1976年10月７日，即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天，叶剑英就向华国锋提出为邓小平平反、让邓小平复出的建议。李先念赞成叶剑英的建议，并在向邓小平通报粉碎“四人帮”胜利消息的时候，当面传递了要邓小平出来参加中央领导工作的意愿。华国锋却强调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陈云不为“两个凡是”所动，仍按会前同王震等老同志的约定，向上海代表团递交了会前写好的书面发言稿，表现了大无畏的勇气。他提出：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无关；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陈云在这里很策略地把邓小平的复出和“天安门事件”两件事分开，先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也会顺理成章地得以解决，因为“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就是人民群众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王震等人在会上也作了有类似内容的发言。他们的发言内容在会内外传开，产生了重要影响。
3月14日，华国锋在全体会议上讲话，一方面，坚持认为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认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又说群众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华国锋的讲话，虽然由于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口气有了很大的改变，但仍然重申天安门广场上群众行动的性质是反革命事件。华国锋还表示：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只能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陈云赞成华国锋所说“时机成熟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重新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陈云在组织路线上带头否定“两个凡是”，对邓小平重返中央领导岗位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1978年5月2日，邓小平会见丹尼尔·利昂·伯斯坦为团长的美国共产党（马列）中央机关报《号角》编辑部代表团，在回答关于“天安门事件”的真相问题时指出：我是因为“天安门事件”被撤职的。我出来工作这个事实本身就把结论反过来了。说我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其实那时候我任何人也没有接触过。
1977年９月，陈云倡导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奠定了思想基础
陈云与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老革命家热烈赞同邓小平提出的“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并特别强调：“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他们抓住毛泽东逝世一周年的机会，撰写纪念文章，宣传毛泽东长期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思想路线高度批驳“两个凡是”，启发和推动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展开，召唤了1978年春天在全国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恢复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做了思想准备。
陈云在1977年９月２８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一文，提出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他重申要恢复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把实事求是提到根本思想路线的高度，并特别强调：“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如果我们离开了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那么，我们就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成为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者，那么，我们的革命工作就要陷于失败。所以，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陈云批评“报刊上有些文章”“还不是满腔热情去完整地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实质，用它作为具体分析具体问题的指南”。
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的对立，成为1978年春中国思想、政治斗争的焦点。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出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支持还是压制这场讨论，反映了思想路线和政治方向的分歧，成为坚持老路还是开辟新路的分水岭。陈云同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一样，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这场讨论对拨乱反正、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而坚决支持这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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