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四清”纪事
作者：荣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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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0月底至1965年6月初，我参加了中共山东省委海阳社教工作团，在山东海阳县搞了8个月的“四清”。当时我只是一名刚刚步入大学校门一个多月的学生，如今回忆起那段经历，许多事情记忆犹新。
这里应该先解释一下什么是“四清”。所谓“四清”，就是“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也就是自1963年开始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简称。其实，最初提出的“四清”，只是农村“社教”中的几项具体工作，即“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后来一些人把“四清”的概念范畴扩大了，与整个“社教运动”画了等号。
一
1964年10月下旬，刚入烟台师专校门不到两个月的我们，接到学校通知：中文科两个年级4个班的学生和全体教师全部参加工作组，下乡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年我19岁，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脑子里一片空白。不过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对能有机会投身到“社会大课堂”去，表现出了极大的兴奋。
几天后，我们便打起背包，到烟台市委党校集中学习去了；大约一周时间，又集体转移到了莱阳县委党校。在两个党校学习的内容，主要是进行阶级斗争教育，同时还学习了《前十条》和《后十条》（即两个中共中央文件，《前十条》是1963年5月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后十条》是1964年9月下发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关于在河北抚宁县桃园公社搞社教的报告（即“桃园经验”）等等。至于学习后将到哪里去搞“社教”，学校领导对我们严格保密，我们也不敢乱打听。那感觉，就像战士知道明天要上前线，但不知道前线在哪里一样。
学习期间进行的“阶级斗争教育”，主要是讲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一些地主、富农如何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如何向贫下中农反攻倒算，如何拉拢腐蚀农村干部等案例。记得的案例有：某地一个地主过年时贴的对联是“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暗含“缺一（衣）少十（食）”之意，横披是“将（蒋）来享福”；某地一地主将农药1059洒到一贫农自留地的白菜心里，那户贫农吃了白菜一家死了三口；上级派到某村的工作组队员晚上到贫下中农家串联时，被坏分子“砸了黑石头”；某地反动道会门猖獗，一个70多岁的道长自封“皇上”，还搞了十几个“妃子”；等等。反正给我们的感觉是，当时形势十分复杂、十分严峻，“阶级斗争的弦”不“绷紧”确实不行了。
到莱阳党校的第三天，党总支书记把我和同年级的另外3位同学叫去，通知我们4人第二天提前出发，说是要去海阳，并且要求我们对同学们保密。第二天一早，我们便背着背包到指定地点集合，与其他二十几个人一起爬上一辆大卡车出发了。在车上，我们才知道，那二十几个人都是莱阳的，我们是一个工作组；我们去的地方是海阳县大山公社瓦罐窑大队。
车上年轻人居多，尽管卡车跑在沙土公路上有些颠簸，大家蜷坐在自己的背包上很不舒服，但莱阳的同志依然一路上唱着歌。我们因为与他们不熟，很少与他们交谈，不过他们起歌后我们也跟着唱。
两个来小时，我们到了瓦罐窑村。
村里已经有一些工作队员了，在当天晚上召开的工作组会议上，我才知道，我们这个工作组的人员主要来自省委、省人委（即省政府，当时称“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及部分省直机关，还有长清县（当时属泰安地区）、莱阳县的部分干部和社会青年、山东财经学院的部分师生、山东农学院的部分教师，加上我们烟台师专的，总计要有七八十个人。据运动结束后瓦罐窑工作组的工作总结所记，我们的工作组共有87人，其中省直机关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26人，长清、莱阳基层干部和社会青年40人，大专院校师生21人。曾经有一段时间，全县社教工作团的宣传队也住在瓦罐窑，加起来达到了130多人。毛泽东后来所批评的“搞人海战术”，我们瓦罐窑工作组可谓典型一例。
也是在这次会上，我知道了瓦罐窑大队的基本情况：全大队共553户，2697人，分34个生产队（小队）。该村1943年解放，属于革命老区，土改比较彻底，村里党员多、老干部多、荣复转退军人多，还有“阶级斗争复杂，和平演变严重”等等。会上还公布了工作组领导班子，工作组组长是童辛（山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副组长是丛生（山东省人委办公厅副主任）。
二
不久后我们就看出来，我们的组长、副组长显然不是工作组里级别最高的干部，有两个神秘人物应该比他们级别更高。一位是王林，高高的个子，穿一身黄军装（注：工作组大多数人都穿黄军装，我在离开莱阳前也买了一件黄棉袄，记得卖给工作队员的旧军装十分便宜，交的钱几乎是象征性的）。王林平时很少说话，与我们普通工作队员接触不多。进村半个多月后我才从济南来的队员那里知道，他就是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相当于现在的副书记，是山东省的第三把手）刘秉琳。王林是他的化名，是把名字最后一个字“琳”拆开了。当时一些高级干部去搞“社教”都要化名，大概为了怕暴露身份，如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桃园就化名“董朴”。我们最早发现王林与众不同的是，他走到哪里，都有一个人跟到哪里，而且那个人腰里还挂着手枪（工作组里整天枪不离身的只有他和组长童辛两个人）；有时候会跟着两个人，多一个女同志。后来我们才知道，跟他寸步不离的是他的秘书李成，那位女同志是省某医院的护士。刘秉琳有个习惯，大清早爱到村子外边沿着河边散步，他在前面走，李成就在后面跟着。李成个子也较高大，再加上军装外面扎着皮带，别着手枪，显得十分威武。相比之下，刘秉琳倒有些其貌不扬，而且，他的军装也比李成旧的多。村里的老百姓很快就知道了工作组里有“大官”，但他们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那人官有多大。有人注意到了刘秉琳、李成早起散步的习惯，于是纷纷传言道：“工作组那个最大的官天天早晨跟着一个伙夫在下河沿溜达。”——他们是把带手枪的李成当成“最大的官”，而把省委副书记刘秉琳当成伙夫了。
另外一位神秘人物是周毅然。周毅然个子不高，较瘦，眼睛整天眯缝着，还经常带着眼屎。工作组开过几次会后我们就看出，他虽然不是组长，但显然是工作组里举足轻重的人物。童辛、丛生等讲完话后，都要问问“周毅然同志有什么意见？”周毅然有时候说几句，但多半是表示“没有什么意见。”不久我们就知道了，这位“周毅然”是原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第一书记王路宾。王路宾是1930年入党的“老革命”，是“一二·九运动”中山东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1939年到延安后又赴莫斯科学习，后在中央社会部工作，解放后担任了山东省公安厅厅长、省委常委兼秘书长、济南市委第一书记。在1959年“反右补课”时王路宾被打成了“右派”，参加瓦罐窑工作组时，“右派帽子”虽然摘掉了，但党籍、职级还未恢复。两个月后，即1965年1月，山东省委正式下文撤销了对王路宾的处分，恢复了他的党籍和职级。组长童辛、丛生等省里来的干部也许是早知道了王路宾即将平反的消息，所以他们在组里对这位当时连党员还不是的老头儿都敬着三分。
王路宾也是一身旧军装，那黄棉袄穿在他身上显然有些大，因此人也显得更矮。他不像刘秉琳那样有架子，喜欢跟大家交谈，特别喜欢跟年轻人交谈。工作组开办食堂后，他和我们一样排队打饭，一样蹲在院子里吃饭（刘秉琳很少和大家一起吃饭，多半是一个人在食堂里间吃），边吃饭边跟大家说说笑笑。1965年初他正式平反后，虽然在工作组没有公开明确什么职务，但明显成了工作组日常工作的“一把手”，不过，他倒没有因为地位的变化而端起架子来。记得一次吃饭时，我端着碗凑到他跟前，好奇地问：“周毅然同志，你改名叫周毅然有什么讲究啊？王林同志是把一个‘琳’字拆开了，‘周毅然’是怎么回事？”他眯缝着眼看着我说：“周毅然是我当年做地下工作时用过的名字，没有别的讲究。”在两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山东省革委成立之初，王路宾是被“结合”的老干部之一，后来因反对主政山东的王效禹而被“打倒”。“文化大革命”后，在拨乱反正中，王路宾于1979年当了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常务副校长（当时校长是周培源），实际主持了北京大学的工作，1984年退居二线到中顾委，1990年离休。2003年11月王路宾在北京去世，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