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安娥家世考略
作者：徐志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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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省会石家庄，是自上世纪初至今的百年间，从一个小村庄发展起来的大城市。地处省会中心位置的河北省博物馆，就建筑在距原石家庄村不足4公里的范村村边农田上。作为省会城市却这样“年轻”，不免招人议论。在其现代化建设发展过程中，就曾泛起过一阵“石家庄没文化”的舆论。但是，随着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加强，历史文化的发掘和整理，人们逐渐发现，这座地处燕南赵北的新兴城市，却有着深厚的地域文化的积淀，许多因年代久远被历史尘封弥久的古今文化名人，令人吃惊地凸现在人们面前。比如，笔者幼年时爱唱的“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这支《卖报歌》的歌词作者安娥，就是民国初年从石家庄走出去的女作家，祖居之地就在河北省博物馆北去不足500米、石家庄市长安区政府原驻地的范谈村（范村、谈村历史上曾合为一村称范谈村，前排范村后来析出，后排范谈村仍沿用旧名），其出生的故居宅院，石家庄解放后曾辟为范谈村小学校址（今谈中街与谈北路交叉口西南角，已拆迁），而且更使我这个河北省博物馆工作人员惊异地是，据传说其祖茔竟然就在河北省博物馆广场这块地儿上。为此，笔者带着疑问走访了范谈村一些乡老长者，查阅了一些资料，证实此说并非谬传。
上世纪40年代以前，河北省博物馆广场这块地儿西北片上，有一块二三亩大的墓田，乡亲们说，那就是范谈村清朝举人的祖坟。那里松柏蓊郁，棘刺森然，坟冢起伏，碑石林立，一派草木葱茏、茂树荫蔚之象。那时，其北邻新修不几年的沧石路（今中山东路），西邻范村东街北出村口的大沟（今西大街），很招人眼。在1947年石家庄解放前夕，地处石家庄内外两条封锁沟夹峙的范村，被从石家庄东部各县溃逃而来麇集于此的还乡团所盘踞。他们为苟延残喘，负隅顽抗，又在范村这一小村四周挖土挑沟，筑起土围子。但这块墓田却成了还乡团武装的一块心病，唯恐其遮挡视线，潜伏重兵，遂将这块坟地的树木砍伐一空。当然，他们最终并未能逃脱覆灭的命运，但这里却从此却成了光秃秃一片荒冢坟场（后来摊平坟头作了农田）。
但是这片祖茔的荫泽，使其在范谈村故宅的后人，早在前清就出了个举人张良弼，在民初4次做国会议员，创办河北纺织工业学校，成为河北职业技术教育的先驱。其女安娥（原名张士沅， 田汉夫人） 成为名闻全国的女作家、诗人、剧作家。
张良弼，字佑卿，清同治元年（1862年）生于范谈村，据河北《鹿泉文献》书载，称其“俊艾清慧，甫六岁即读诗礼数千言”。其27岁乡试中举，曾任直隶州知州，于光绪二十九年（1904年）被清廷选派赴日留学，就读于日本弘文学院师范科。在日本的留学经历对其后半生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日本重实业，张良弼在参观后曾叹曰：“吾知所以富国矣！”归国后，在任直隶省视学时，于1909年在保定创办了“直隶实业补习学堂”，自任堂长。1912年（民国元年）改为“直隶甲种工业学校”，仍任校长。同时又建立染色实习工厂和机织实习工厂，并聘刘仙洲先生为机械科主任。直到1918年因病辞职。其间，他经常对学生讲：“学以进德，工以养技，汝等宜精之，是乃自立之道也。”启发学生认真学习知识技术，以求自立自强而为社会作贡献。他在办工业学校的同时，还开办私立民生中学和女子师范学校，并在高阳县设染布工厂。当时曾有人善意提醒他说：“事精于一，而荒于兼，君任事繁，不惮鲜功乎？”劝他专注办一件事情不要兼办太多，而他却说：“勤其志者事乃集，公其心者神乃闲。敢以勤公之愚，期诸十年之绩。”可见他当年以发展教育、实业救国的胸怀和决心。
对张良弼当年任上之勤绩，《鹿泉文献》称颂道：“今也保阳（保定）连属（屋宇连接不断），工厂林立，富甲全省。民乃歌曰：种德者亲、勤工者仁，张公之义，惠我无垠。”以至于清代因其办学绩优，而被遴选为知府，民国2年（1913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其后的1916年国会，1917年的护法国会，1922年第二次国会恢复后的国会，曾先后连任4届国会议员。这在当时动荡的时局下，实属不易。
当年的直隶甲种工业学校，随着时代的变迁，后来几易校址和校名，发展成为今日的“河北纺织工业学校”，该校2000年所编的校史，刊有张良弼的照片。被列为该校第一创办人。鉴于他的贡献，被学界誉为河北职业技术教育的先驱。
张良弼的众多子女中，大多学有所长，事业有成，或从教（大学教授）、从工（纺织印染工程师）、从医（北平协和医院眼科专家、北平眼科学会会长）等，唯其女张式沅（安娥）投身革命工作，成为革命文艺家。
张式沅（1905—1976），幼年同母亲生活在故乡范谈村，后因时局动乱，7岁时随其母亲迁于父亲任职的保定府。15岁上因在保定第二女子师范闹学潮，被父亲带往北平入第一女中读书。1923年考入北平国立美术学校西洋画系。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受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派遣，和邓鹤皋、张炽等到大连从事工运和女工工作。“党的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同志根据罢工斗争的需要新派来的领导人，男的叫邓鹤皋，女的叫张式沅……他们多次深入到纱厂罢工工人家庭了解情况，讲清形势，鼓舞斗志。”（大连纺织厂史志办《四二七史话》）
1927年1月至1929年，张式沅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工作。其间，在陈赓领导下，在隐蔽战线化名“安娥”做国民党中央上海特派员杨登瀛的秘书，“中共特为杨在上海北四川路达德里对面过街楼设立办事处，作为情报集散之处，陈赓特为此一办事处派安娥（张红惠）作杨的秘书……凡属中共有用的，由安娥秘书及时抄送给陈赓。”（《六十年前潜伏在国民党心脏中的共谍》——台湾《传记文学》第五十六卷第一期）“让中共党员张红惠化名安娥任专职秘书……他（杨登瀛）把四方汇拢的情报全部送到达德里办事处，由安娥仔细辨读……及时通报地下党，化险为夷。”在其参与下得以营救脱险的中共领导人就有任弼时、关向应等（见《纵横》1991年第二期《隐蔽战线上的奇人杨登瀛》一文）。此时的安娥在人们的眼中是神秘莫测的。有人说她有时穿着蓝布大褂，住在亭子间，生活似乎很艰苦；有时又衣着华贵，打扮得漂亮入时，几乎使熟识的朋友都认不出来。她沉稳、机敏、不事张扬的性格颇能胜任诡谲多变的特工工作。
但到1933年，因为单线领导人姚蓬子被捕叛变，党的机关遭破坏，安娥与党组织失掉联系。于是在1933年至1937年间在上海参加进步文化活动，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翼戏剧家联盟”，创作一些小说和戏剧作品。在任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主任期间，她为电影《渔光曲》的主题歌作词、任光谱曲的《渔光曲》，不仅当年广为传唱，而且影响深远。有一逸闻，足可为证。1940年夏秋之际，安娥赶到陕南城固县，与从河北逃难至此的母亲及家人相聚。安娥带儿子准备转赴四川。在长途汽车站，军车队队长坚拒老百姓搭车逃难。安娥情急之下掏出记者证以求通融，仍被拒绝。当安娥正愁得无计可施，百般无奈之际，那位军官见记者证里夹着一张名片，得知站在面前求他的这位女士就是《渔光曲》的作者，脸上表情立刻大变，连说：“久仰、久仰”，并热情地请她母子上车；车到成都后，这位军官又联系好另一车队将安娥母子送往重庆。这是安娥当年未曾想到的奇遇。
安娥作词、 任光谱曲的《渔光曲》被列为中国电影歌曲史上第一首歌； 她作词、聂耳谱曲的歌剧《扬子江暴风雨》的插曲《卖报歌》也成为几十年久唱不衰、妇孺皆知的著名歌曲，至今还被选载于小学生的音乐课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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