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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遗忘的“金陵毒酒案”
作者：周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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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本英明“失踪”那天——6月8日晚上10时30分左右，詹长麟亲眼看到，藏本英明乘坐日本总领事馆的一辆轿车，出中山门上陵园路往中山陵方向开去了。首都警察厅厅长陈焯命令督察处长金斌等人，根据詹长麟提供的情报和其他方面获得的消息，很快于6月13日中午11时许，在明孝陵附近的一个山洞里，找到了藏本英明，使日本军国主义的这次侵华阴谋破产。
詹长麟就这样表面上当仆从，暗中搜集情报。他两面拿工资，每月共得24元。当时100斤一袋的洋面粉只卖3块钱，所以家里的生活变得宽裕起来。但他的工作十分危险，时时刻刻都提心吊胆，神经就像一根绷紧的弦。由于他机警灵活，又曾经受过战火的考验，所以在生死之间，显得胆大又心细。或许当时特务组织正是由于这一点而看中了他。
一天，天气很好。总领事馆里的日本人都到室外休息，屋子里空无一人。詹长麟见是个很好的时机，就悄悄地走进总领事的房间，先是在废纸篓里翻了一下，见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马上又拉开办公桌的抽屉，看看有没有新的文件。这时，楼梯响了。詹长麟一惊，急忙把抽屉关好，然后手拿抹布在办公桌上擦起来。走进门来的是总领事馆警察署副署长悌泽，见只有詹长麟一人在房里，顿时眼露凶光，“咚咚咚”走到他面前。詹长麟急忙停下手中的活计，直挺挺站立着。悌泽满脸怒容，挥手“啪”地一声，在詹长麟的脸上重重地抽了一个耳光。詹长麟动都没动，虽心中十分紧张，却没有丝毫表露。对方虽有怀疑，但没有抓到什么把柄，只得将其赶出房间，然后转身从墙上取下羽毛球拍，锁上房门，走了。詹长麟一连几天内心都紧张不安，但表现上却像没事人一样。他在此后就更加小心谨慎了。
1936年2月，詹长炳也被日本总领事馆雇用当仆役；并也和弟弟詹长麟一样，参加了首都警察厅外事组的军事情报组织。詹长麟有了帮手，工作更得心应手了。
詹长炳、詹长麟兄弟二人为人朴实诚挚，在日本总领事馆中做事认真细致，忠于职守，与上下相处得都很好；而且他们仅粗通文墨，不问世事，从无反日言论，因而深得日本总领事馆先后几任总领事的信任。而国民政府军事情报组织对詹长炳、詹长麟兄弟的工作抓得也很紧。如果他们提交的情报少了一点儿，马上就会受到质问。特务组织往往要他们从3个方面反省：一、忠诚：是不是忠于组织，有没有退缩背叛。二、破立：有没有突破自己的成绩，有新的开拓。三、廉耻：有没有贪生怕死。
四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8月，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关闭。詹长麟兄弟接到首都警察厅外事组的命令，要他们在南京潜伏，伺机重回日本总领事馆工作。
是年12月初，侵华日军向南京进攻；13日，日军占领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屠杀了30多万手无寸铁的中国同胞，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石头城尸积如山，血流成河。
在这场大劫难中，詹氏兄弟也未能幸免。财产遭劫，房子被烧，半生心血毁于一旦，妻子也惨遭到日军强暴。家恨、国仇和长期在日本人手下劳作的压抑交织在一起，沉沉地堆在詹氏兄弟的心底。
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本总领事馆恢复，因原在白下路的旧馆被战火烧毁，新馆改设在鼓楼坡顶上的原日本驻华大使馆内。由于日本政府一直未在外交上正式承认伪“维新政府”，因而一直未在南京恢复大使馆，这样就使得在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直到1940年11月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汪伪政府前，日本当局设在南京的最高外交机构就是日本总领事馆。
詹长炳、詹长麟兄弟找到日本总领事馆的总领事堀公一，得以重回任仆役。日本人给詹氏兄弟一辆自行车，并发给他们一个写着“日本领事馆使用人”的白袖章，他们戴这个袖章骑着自行车可以自由出入南京城，随处可见的残暴景象让詹氏兄弟义愤填膺，复仇的种子深深地埋在心里。
1938年4月1日，撤退到武汉的国民政府将原复兴社改组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詹长炳、詹长麟兄弟所在的南京潜伏组织划归军统局指挥，称为“军统局南京区”，区长为钱新民。军统局局长戴笠指示钱新民及部下50余人留在南京，坚持地下斗争，并调南京区筹备处少将处长尚振声任副区长。
詹氏兄弟重新回到日本总领事馆任职后，时时寻找着打击日寇、汉奸，为死难同胞报仇雪恨的机会。
这样的机会终于到来了。
1939年6月初，詹长麟从日本外务省的一封来信中获悉，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及随员三重，要在6月9日到南京总领事馆视察。詹长麟当晚将这一情报传送出去，立即引起了潜伏组织的高度关注。
6月6日晚10时，钱新民决定，在丹凤街22号军统局特警科外事股股长潘崇声家召开秘密会议，研究策划“毒酒案”行动计划，并要詹长麟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
8日，詹长麟看到日本总领事馆发出不少请柬。他从这些请柬中，得知10日晚，日本公使兼总领事堀公一将要在领事馆举行一场大型酒会，欢迎清水次长及随员三重。应邀参加酒会作陪的人员，日方有“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山田己三中将、参谋长吉本贞一少将、副参谋长铃木宗作少将、军报道部长谷荻那华雄大佐、特务机关本部部长兼伪“维新政府”的最高顾问原田熊吉少将，以及谷田大佐、高侨大佐、公平中佐、岩松中佐、三国大佐、岛本少将、三浦大佐、泽田海军大佐、田中中佐和秋山大佐等；伪“维新政府”方面的有伪行政院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绥靖部部长任援道、内政部部长陈群、交通部部长江洪杰、司法部长胡礽泰、教育部部长顾澄、外交部部长廉隅、财政部次长严家炽、实业部部长王子惠、南京市市长高冠吾等。总领事堀公一和领事内田及两名副领事4人将作为主人主持宴会。这份名单几乎囊括了当时驻南京的日本“华中派遣军”的首脑以及伪“维新政府”的骨干分子。詹长麟立即将这一情报火速报告给“南京区”。
军统局南京区得到这一重要情报后，决定发动一次史无前例的投毒行动，出其不意地在日寇心脏上插上一刀，将日伪的核心分子一网打尽。行动若能获得成功，必将给正在抗战中的中国军民一个极大的鼓舞，同时也给日寇汉奸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专门成立了投毒行动小组，由尚振声任组长，政治助理书记卜玉琳负责联系，情报助理书记李再生、刘玉卿负责撤退事宜，交通组长赵希贤负责撤退工具，会计主任安少如负责挑选毒药。詹长麟则被定为投毒的实施人。
行动小组对投毒行动作了周密的计划与部署。詹长麟接受了任务后，提出自己的想法。他说：“把毒药投入酒瓶，是整个行动最重要的一步，决定成败。我完全能做到。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毒药有没有效果？能不能毒死人？如果毒药根本毒不死人，就是把我赔进去也无用。”
药品在6月9日通过哥哥詹长炳带来，一个手指粗的药瓶，玻璃外壳上面有USA（美国）的字样，里面装着白色粉末。詹长炳告诉弟弟：“这是美国货，剧毒，只要人沾上就必死无疑。”
詹长麟又向他们提出一个要求，说：“我有个心愿，就是在完成任务后，能够安全地撤离南京。我还年轻，还要继续杀敌。我还有全家老小。这不会影响我完成任务。”詹长麟的要求得到批准。
1939年时，詹长麟26岁，家住南京市吉兆营12号；哥哥詹长炳29岁，家住南京市许家巷。
五
1939年6月8日，日本总领事馆向各方被邀请人士发出请柬的同时，立即为这次盛大宴会忙碌起来。詹长麟被分配去为宴会购酒。他在6月9日——开宴的前一天，到中华路三山街119号的老万全酒家，买回4坛绍兴老酒。回到领事馆，他将酒由酒坛灌进酒瓶。
6月10日是举行宴会的日子，也是詹长炳、詹长麟实施投毒的日子。这天早晨，军统局南京区将詹家所有人都集中在鱼市街中华菜馆吃了一顿团圆饭。大家心里都明白，上刀山，下火海，生离死别，就在眼前。但大家谁都不讲话。吃完饭后，詹长炳、詹长麟像往常一样，到日本总领事馆上班；家属们则由专人安排护送，从下关渡江去江北八卦洲农村隐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