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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冀鲁豫边区土改中的“魏殿花事件”
作者：李庆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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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调查，地委决定把魏殿花事件的主要当事人都调到县里，调查组结合县、区同志一起，到村直接深入贫雇农，并派一人专在村干部中调查。调查刚开始时，贫雇农不敢说话，村干部则结成一伙，互相包庇，继续诬蔑魏殿花。调查组通过个别访苦谈心，贫雇农开始从自己没有翻身的情况谈起，逐步揭发地主操纵村政、压迫贫雇中农的种种事实。
据调查，西苏庄共89户，339口人，2133亩地。10户地主富农，几乎占了全村土地的一半，而且全是好地。贫雇农24户50口人，每人平均只有1.8亩坏地。1944年武工队挺进敌后，开始在该村建立秘密抗日政权和民兵。当时坚持对敌斗争的几个干部，其中有魏殿花之子魏子义，都是贫农。后来局面好转，地主魏锦堂便钻进来了。他曾经与伪军团长拜过把子，并依附伪军势力当了伪乡长，还与伪军团长的弟弟合伙开过盐店。他假装积极抗日，后来当了合作社经理。1945年夏天，上级派来的工作员刘秀成不加考查，便介绍他入党，并很快当上武委会主任，掌握了全村大权。
魏锦堂掌权后，私自把村长换成他的爪牙中农魏景升，引进了一伙坏人：民兵队长魏锦雨、自卫队长魏锦美是他叔伯弟兄，成分是破落富农。合作社经理魏凤鸣、村书记魏锦明是他近门兄弟，都是富农。11个村干部中，有9个人都当过汉奸、伪军、伪保长。1946年春，魏锦堂被提拔到区上任文教助理员。为继续掌权影响村政，他提拔魏景武为武委会主任。
由于大权是掌握在地主手里的，因此西苏庄的“群众运动”，主要不是斗争封建势力，而是斗争贫雇农、中农。抗战胜利后，在土改运动中，全村贫雇中农被斗争有16户之多。魏景洋抗战前在魏凤元家当长工，抗战初上升为中农。村干部却拿他多买了10个人盐的错，把他全年的粮食都斗光。而雇过他的魏凤元、魏凤魁兄弟反而来分他的粮食。贫雇农魏见心、魏景良灾荒年各买了1亩地和4亩地，村长便挑拨卖地户（中农）也将他们斗了。村长怀疑自己的姘头与贫雇农魏谈宝有关系，便与武委会主任合谋将魏谈宝打死。农民中有5个人被打过，有31人被扣过，有6个人被诬指为“特务”。
从土地分配数量上看，贫雇农比过去是增加了些土地，运动前13户贫雇有土地154.7亩，运动后增加到343.9亩，每人平均地7.9亩，每人平均产粮3.74石，每亩平均产粮4.6斗（这数字是1945年干部评议的）；而13户干部、积极分子却有土地435.1亩，每人平均地9.7亩，每人平均产粮6.2石，每亩平均产粮6.3斗。干部产粮比贫雇农多1倍。魏殿花家人平均地还不到两亩，人平均产粮5斗。
全村共斗出牲口27头，村干部分了15头，贫雇农只得了3头。武委会主任魏景武分了两头，卖了一头，贫雇农魏见心抓阄抓到一头驴，自己却用不上，时常被农会牵去推磨，后来村干部又借口照顾山西新来户，强逼他“拥护”出来，他喂了7个月，白赔了草料。好院好房，全村共斗出20座，村干部就占了10座。群众一般是两户分 1座院，村干部是每户独占1座。农具、衣服、家具好的也都被村干部占了去。粮食至少有200石没有分，宣布谁没有吃了可以去领。但是贫雇农要吃就领不到，干部却可随便拿。土地法大纲公布后魏景武仍然大吃二喝，过年磨了1.2石麦子，杀了1口猪，还把多占的3间房劈成柴火烧了。村长开支没有账目，合作社的账也从没有向群众宣布过，去冬全村集股20万元成立信用社，都被魏景武拿去给自己买了骡子。现在贫雇中缺房子、缺牲口、缺农具（犁耧耢耙）的有16家。69岁老汉魏有德，做了一辈子长工。村干部说他老了，不能分房子，但却命令他和其他3个60多岁的贫雇农给抗属代耕、担水。
根据贫雇农群众的反映，调查组得出一个认识：村长魏景升与村武委会主任魏景武作恶很多，但这块大石板一直没有被掀翻打碎，群众一直被压着不能起来。
在了解群众的反映后，调查组向村干表明严正态度，要他们向群众坦白悔过，并且互相继续揭发。一些村干部见这种阵势，就争取主动反映情况。
据一些村干部交代，土地法大纲公布后，1947年11月区上召集各村开会提出要发动贫雇农，村长魏景升回到村后，就召集了魏见心等4个胆小怕事的贫雇农开会，讨论成立西苏庄贫雇团问题。魏景升讲了一通“贫雇农掌权”后，就让大家找贫雇农。参加会的贫雇农不懂怎样找和找谁，村长说：“找做过觅汉（长工）的，干部成分好的也可以找。”大家想到一个，就问村长行不行？村长说行就算找下一个，说不行就再找，一晚上找到了9个。
“贫雇团”成立以后，第一件事是“选举”村干部。在魏景升操纵之下，选了18岁的魏书和任村长。这个“小村长”刚从山西种地回来不久，对村里情况了解很少，对旧村干部没有意见。忘性大的62岁的贫雇农魏老同，被选为合作社的经理。坏村干部的爪牙魏天锁被选为农会主席。这样，旧干部都陆续自己把自己“撤换”了。
新干部选出来，旧村干部马上交代工作。合作社从来没有结过账分过红，群众知道有问题也不敢提出，坏干部就决定先交账，稀里糊涂地推过去。新当“选”的合作社会计魏玉心说：“合作社账是盆糊米汤，往咱身上推，我没敢接，账还搁着哩！”魏老同被选为经理后发愁地说：“我忘性大，愁得我光掉泪，我看透旧干部是闹咱。”上级干部到村开展工作，旧村长魏景升就说：“找新村长吧！俺村早选上新村长了。”实际上负责人还是他。谨小慎微的“贫雇团”主任魏见心，有啥事也离不了旧村长，他说：“开会我记性赖，‘贫雇团’布置工作，我说不上话来，都是叫人家旧村长给布置会场宣布宣布，人家懂。”贫雇农魏春良被选为优抗主任，旧村干部估计可能掌握不了他，就一直没让他负责任。民兵指导员魏远来换上后，因为敢提意见，被旧村长支到外村学习技术。“贫雇团”发展了27个团员，有人提议让魏殿花等人参加。新村干部有人反对说：“枪崩了我，他们也不能参加。”
西苏庄“贫雇团”副主任魏玉心给调查组成员说，“贫雇团”自成立后，没讲过土地法大纲，贫雇农不知道土地法和为啥参加“贫雇团”，“贫雇团”是干啥的，弄不清；土地法没听说过，也没人给念过。沙河县政府建设科长张子超介绍说，该县在土地法大纲发表前后，贫雇农没经过很好发动，许多村庄就组织了“贫雇团”，这一做法曾得到县长表扬。其实成立“贫雇团”大都是被某些坏干部掌握操纵、企图逃避群众制裁的一种手段。他表示政府将继续检查这方面的工作。
在魏殿花事件真相逐步明朗后，事件的当事人魏殿花及坏分子魏锦堂、魏景武、魏景升等人才回到村里。调查组决定召开中、贫农大会，以发动教育群众，处理村干部中的坏分子。大会召开时，村干部中坏分子被列在一旁，贫雇农群众站在另一旁。财粮主任魏有生比较正派，没干坏事，贫雇农自动把他从村干部坏分子一旁中拉出，站到群众中来。会上诉苦的一个紧接一个，有人举着双手要求发言，上午没有开完，下午还没有开完，晚上又开到深夜。经大会酝酿讨论，决定将主犯魏锦堂、魏景武暂送县上扣押，以便交人民法庭审判。其他村干坏分子则留村反省，按其坦白悔过程度分别处理。同时，县委决定恢复魏殿花的党籍，对有官僚主义作风的同志，督促其深刻反省，给以适当处分。县委县府决定成立工作团，继续调查，彻底解决所有的问题，领导西苏庄的平分土地运动。
事件的余波及影响
调查组调查魏殿花事件及反映西苏庄问题后，在返回边区前给沙河县区干部做了一次报告。结合报告，许多干部对自己过去工作做了反省和检讨。有人指出过去对待魏殿花上告和反映西苏庄问题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是官僚主义在作怪。分委书记郭全有反省说：“老魏（魏殿花）三次要求转党的关系，自己不给转，是自己官僚主义，不去调查，又宗派主义听信刘秀成等人意见，实际上了地主的当。”有人指出，魏殿花事件及西苏庄问题，在土改会议新的精神下看，问题是严重的。他们说，调查组在西苏庄才住了五六天时间，就了解这些问题，咱们有的在一个村住了两年，对村里的问题还是不了解。主要原因是在于我们过去没有明确的立场和态度，只是笼统的基本群众观点，看问题是从现象出发，找不到本质，不能细密地分析研究。
经过反省，一些地方干部对工作中相信群众、群众是主人翁、发挥群众智慧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对调查组住房子吃饭、到没翻身的贫雇农家去的做法，一些干部也在比较中找到差距，说自己过去住在村公所，吃饭由群众送到村公所，就是派饭也到翻身好的群众家去吃，自己生活与群众隔离，思想上没有明确为群众服务的热情，没有想法在各方面去接近群众，体会群众，因而工作中就难免出现各种偏差。
魏殿花冤屈昭雪的报道，在边区各地引起了强烈反响。《人民日报》开辟专栏反映农民呼声的做法，得到广大群众的的支持和赞扬。不少农民纷纷来信来访，要求报社代写“呼声”，有的甚至说是来“告状”的，他们说：“咱总算有一个说话的地方了。”《人民日报》以魏殿花事件为契机，把报纸当做联系群众重要工具之一，设有专人研究整理来访人员反映的材料，辨明是非、真伪，帮助各地及各阶层人士解决一些迫切问题，把群众意见提交各级党委或政府请他们处理，重大的案情则派遣一定数量记者配合党政机关进行调查解决并将最后结果写成新闻报道。对于那些漠视群众呼声、对新闻报道不管不问的官僚作风，《人民日报》也进行深刻批评。《人民日报》的“喉舌”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引起各级党政机关的高度重视。
《人民日报》在报道农民呼声、反映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的过程中，出身于城市的编辑、记者和农村、农民以及土改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新闻工作者的队伍得到了锻炼，大家对政策执行、人民疾苦比过去关心得多了。通过下乡土改，一些新闻工作者进一步体会到了党的政策正确，相信了人民力量的伟大。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解放战争胜利的早日到来。
责任编辑 杨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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