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我与诗
作者：郑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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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我与诗，这里确实有一定的家族史。我原出生在福州一个出过举人的王姓古老家族，我的外祖父王又典，在民国时代是福州一位颇有名气的词人。我的母亲时常独自吟诗抒发情怀。虽然后来我过继给郑姓的姨夫，但我母亲对古诗词的爱好显然遗传给我了。当我在南京读初中时，那时已成为我的姨母的王氏母亲曾来南京小住。那一年我充分欣赏到用闽语吟古诗的回肠荡气，动人心魄的魅力。因此第一次使我体会到汉诗的摇心荡魄的魅力，从而使我爱上新诗的是闽语的古诗朗诵。虽然当时年幼的我，无法理解诗的内容，但姨母朗诵时似歌似唱的吟诵声调，回肠荡气的抒情力量，使我终生难忘。汉语的古诗作为诗和歌，都毫不逊色于拼音文字的诗歌。或者可以说在吟诵方面，比拼音文字更有潜力。但白话新诗却至今没有解决它的音乐性问题。每当写诗时，我多少总有点为此遗憾。不知道别的诗歌作者有没有同感。我想一些习惯古诗的读者之所以不接近新诗，也许这也是一个原因吧。
今天我所欣赏到的诗之海洋，已是伸向天边的海洋，一望无际。注入我这诗歌文化大海的河流除了有我们的长江黄河之外，还有德英法的名川大江。我从初中时代接触到新诗的海洋。当时对我最有吸引力的新诗，是徐志摩、戴望舒、废名等人的作品。中学是青年充满幻想和激情的时代。我在步入大学后，由于选择了哲学专业，在文学欣赏上增添了一些智性的成分，渐渐要求诗有更多的智慧内涵，因此走出对浪漫主义文学的迷恋；特别是诗歌，单纯的抒情已不是二十世纪诗歌的特质。艾略特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流行，正说明二战后人们的历史敏感和哲学思考，变得比十九世纪更为复杂。读者期待从诗歌中得到和从小说、戏剧同等分量的哲理思维。只是表达的艺术不同而已。从十九世纪过渡到二十世纪，英美诗歌经历了内容和艺术形式上一次剧烈的突破性的变异，中国新诗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也因此经历了它诞生后的第一次变革。新诗，从质量和艺术上，开始从早期白话诗初创时的抒情传统，向诗重知性的艺术观转换，开始建立全新的当代新诗艺术形式。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艾略特宣告浪漫主义的结束，开创英美新诗的现代主义。这对中国新诗产生很大的冲击。四十年代的英国的艾略特、奥登及德国的里尔克对中国新诗走向现代化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三位诗人几乎是当时西方现代主义新诗的代表。但进入当代后，美国当代诗歌又走出艾略特式的学院现代主义。今天美国的后现代诗风正在走出学院语言，建立平民化诗语的后现代诗学。中国当代新诗往何处去，对于今天新诗读者和作者也都还是一个思考中的问题。依我所见，二十一世纪中国新诗的最大任务，就是寻找具有自己汉语语言特性的当代诗歌艺术，建立自己的新诗诗学，才可能与英法德等当代诗并驾齐驱于今日世界诗坛，后者已经开始了各自的当代诗歌艺术的探讨和实践。由于汉语的特殊性，欧洲诗学艺术在音乐美、结构美、节奏美等方面都无法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当代汉语新诗建构自己的诗学传统的困难还很多，需要加强研究和实践，希望早日能达到当代汉诗艺术理论和实践的成熟。和当代西方诗学比起来，今天我们的汉语新诗诗学理论在艺术手法、修辞、声韵、内容的深度、意象的转换等都没有深入系统的讨论研究，新诗学的艺术需要边实践边总结；并且深入理解古典汉诗关于诗学的宝贵遗产。对于这样一项重大的诗学传统工程的建设，一百年太短，为了忠于诗学艺术，我们不要护短，而要不断地和诗人学者切磋探讨，直到可以将更全面、系统，有汉语特点的新诗诗学，告之于世界的诗歌爱好者，与之共赏。
所谓当代诗歌艺术包括适合表达新的当代诗歌内容的艺术，什么样的内容需要呼吸在什么样的形式里，这是艺术的本真之义。古典汉诗在这方面已臻完境。而汉语新诗虽也近百岁，在诗的艺术形式，文本内涵的深邃上仍属幼年，理由见上。也许有人会说“自由体”就是不必考虑格式问题。这是很大的误解，只要是诗，无论新旧都必须有审美形式感。以自由体而言，它的诗美艺术感包括：自由创立诗行的结构美，不规则的韵律与意象的节奏感等音乐及建筑审美共识。既不无所遵循，也不能削足适履，更不应缺乏这类诗歌艺术的宿求，或麻木无知。所谓自由体绝不能误解为取消诗学，及对各种诗型深入的审美的敏感。自由体之所以得到这样的称号，实在是由于它的自由美给作者进行敏感的有个性的创造以最大空间。诗而无诗美，岂能称之为诗?区别只在古典诗有定型的古典美，而汉语新诗有的是千差万别非定型的自由美；这包括错落、参差、反衬等无定规的形式美。凡此诸种艺术都是诗人独创的，并无一定之规。相比而言，自由诗的“自由美”比古体诗的“定型美”要求更高，更有个性的创造，和更少放任自流的自由。自由式如没有自由美，人们会质问：这是诗吗?但是自由式的自由美是在古今中外都无法定型的。因此又是一个永远没有句号的课题。
回到我与中国新诗。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我在美国布朗大学读研，以姜顿(英国十七世纪玄学诗人)为硕士论文对象，我对艾略特等玄学诗倡导者的诗学接触较多。加上大学时所读的冯友兰先生有关人生境界的哲学，深感诗，无论古今中外，它的灵魂都是诗人的“境界”。“境界”是决定诗的品位极为重要的因素。诗，比小说、戏剧等其他文学品种，更直接嫁接在作者的灵魂上，因此可以说诗直接长在诗人的灵魂的土壤上，自然也就更反映诗人的境界。从二十世纪初中国新诗诞生之时起，中国新诗总的走向是学院，诗人多学习英、法、德、俄罗斯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及现代主义；民间派诗人则遵循大众化的普及诗风。前者通过新诗的创作，相当大地拓展和丰富了白话文学语言，使其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达到了高峰。三、四十年代白话诗的语言大量吸收了中外文学语言。在字词、句型、语法结构等方面，远远走出胡适、刘大白等所倡导的口语化白话文，开始建造白话文学语言。绝大部分四十年代以后的新诗和散文都是在用发展中的白话文学语言写成的。其中杰出的例子可以是闻一多、卞之琳的诗集，冯至的《十四行诗集》，散文作家则有周作人、鲁迅、废名等，到一九四三年我在当时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即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北方名校战时迁往昆明后的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读哲学系，选修冯至先生的“歌德”，闻一多先生的中国诗学。虽说自己水平有限，但对中国两位名诗人关于西方和中国的传统诗学的讲课直至今日记忆犹新。自己的第一本诗集《诗集一九四二——四七》大部分内容是在大学时代及二战在昆明和南京所写成的。战后，曾部分发表在冯至、袁可嘉二先生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我之走上诗歌的创作的道路，绝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在大学期间选读了冯至先生的德文课、诗歌课，因而有机会较深入地体会新诗的特性。卞之琳先生的诗似乎受英法的现代主义诗风影响多些，他在昆明时虽经常在冯至先生家闲谈，但在诗风上两位当时的名诗人却是英德两派，各不相干。这时期卞诗似在经历从早期的抒情口语转向知性，更多内心描述。冯至先生则完全告别了早期的抒情，在语言和内容上都转向歌德和里尔克的混合艺术性和哲思，但又带有他所敬爱的杜甫的情怀。这时我在中学时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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