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提审牧师施拉格的时候，施蒂尔里茨并没想在他身上打什么主意，他只不过是执行施伦堡的命令而已。但是和施拉格交谈了三天之后，他突然对这位举止十分庄重、但又有几分孩子气的老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和牧师谈话时，以及在熟悉他的专案材料时，施蒂尔里茨愈来愈多地考虑，怎样能使牧师对他将来的工作有所研益。
施蒂尔里茨深信牧师不仅仇恨法西斯主义，不仅愿意帮助现有的地下工作者（实际上他在听完牧师和克劳斯谈话录音后就对这两点毫不怀疑了），所以他想在未来的工作中也给施拉格牧师分配一个角色，只是还没有最后考虑好怎样更有效地使用他。
施蒂尔里茨从来不预先猜测事情发展的细节。有一次，他横越欧洲去安卡拉，在火车上读到一段普希金的逸事。这段趣闻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直到现在他还时常能回忆起来。作者是位颇有才气的文学研究家，他写道：一次，有人问普希金，美丽的塔吉扬娜的未来如何。普希金很恼火地回答说：“这件事你去问她吧，我可不知道。”施蒂尔里茨时常与一些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谈话，尤其是在盖世太保逮捕了研究原子问题的物理学家隆格之后。施蒂尔里茨很想知道科学理论家能否事先计划安排他们的发现。“这是不可能的事。”他们回答说。“我们只是把探索的方向确定下来，其余一切都要在试验的过程中才能确定。”
侦察工作也完全是这样。如果把某项行动安排得过分精细，具体，那就有可能遭到彻底失败。因为在相互紧密制约的各环节中，哪怕有一个突然脱落，就可能导致主要方面的失败。所以要看清一切可能出现的情况，眼睛要盯准一项关键性的任务，特别是当你只能孤军作战的时候更是如此。施蒂尔里茨认为只有这样做，取胜才有更大的把握。
“好了，我们就动用一下这位牧师吧，”施蒂尔里茨自言自语说，“克劳斯被除掉之后，现在他实际上已经是无人监督地受我指挥了。我已经向施伦堡报告，牧师与前首相布吕宁的关系未能查明，看样子，他已经对老牧师不感兴趣了。但是，在接到总部的命令之后，我对老牧师的兴趣却愈来愈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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